［本站讯］去年7月11日，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不幸辞世。一年来，大家对这位学术大师的缅怀与悼念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大师去世一周年之际，季先生的学生、先生生前最后的助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推出了由他整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季羡林口述人生》，以最真实的记录，向大家展现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季羡林，其中更首次披露了很多季老此前从未为人所知的内幕往事与生活经历，同时也是以这种形式表达对先生的怀念。正如季先生自己所言：有许多关于季羡林的传记，不能写到的，口述容易讲到；所以想要了解我这个人，“口述”更为可靠一些，更细致一些。上周四下午，记者登门采访了蔡德贵先生，请他介绍了这本“口述人生”诞生的前前后后。
    2008年10月1日，季羡林先生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一封信，称自己需要一位助手，并希望助手是“山东大学的蔡德贵”。从那时起，很多关心学术大师生活的人知道了蔡德贵的名字，也是从那时起，蔡德贵这个名字一直和季羡林紧密联系在一起。
    蔡德贵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出版有了关季羡林的图书传记等20余种，数百万字。上周四下午，记者如约来到了他位于山东省社科院宿舍大院的家中，听他介绍了自己和季老近半个世纪的相识。
    近半个世纪的相识，最后的日子里最信任的助手，“关系密切到隔段时间不见，老人就会很想念我”
    对很多人来说，把蔡德贵和季羡林联系在一起，是从2008年那封给温总理的信开始的。“很多人不知道我和季老的关系，实际上我与季老相识，已经近半个世纪之久了。”
    1965年，蔡德贵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羡林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5年本科期间，虽未直接授业解惑，但在蔡德贵眼里，季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学者风范的大家。在学生心里，永远记着范文澜1962年说过季老是国宝的话，因此对季老有一种仰望星空的感觉。
    北大毕业12年后的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蔡德贵回北大，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当时他犹豫是否上前问候，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最后觉得不打招呼是对老师的不礼貌，还是上前向季老问好。“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迟疑都没有，问我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后来我的恩师，同时也是季老同事的刘麟瑞教授说，季先生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可以对照学生的照片将108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
    1986年，蔡德贵负责主持《世界哲学家辞典》的编写，编委会准备把季老列入辞典，于是向季老约稿，但一连几次都遭到拒绝。季老表示，自己不是哲学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主要观点，不敢在《世界哲学家辞典》中滥竽充数。“我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费尽心机’，才说服季老让当时的助手李铮提供了一份简介。”
    蔡德贵称自己和季老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什么格外值得记忆的地方，却平稳、温和，一直在信任中不疾不徐地发展。
    1992年，蔡德贵的《阿拉伯哲学史》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想求季老写评介文章给‘鼓吹’一下，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说自己‘对阿拉伯哲学一窍不通，你问我的意见，等于问道于盲’。”蔡德贵表示，这件事奠定了自己和季老以后近20年“君子之交”的基础。
    蔡德贵一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工作，和季老屡有学术交往。《文史哲》主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他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文史哲》我一向认为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结果都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了。1994年，《文史哲》再次请季老提供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绝。在“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蔡教授，于是有了蔡德贵的那篇《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章“超出了他的期望”，蔡德贵很是欣慰。
    此后有人建议蔡德贵为季老写传记，“当时很多人都在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因为季老涉足的领域太深，当时我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学养。直到后来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我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月份，蔡德贵在季老家汇报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让秘书李玉洁请他在勺园吃饭。落座以后，李玉洁老师单刀直入，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质问：“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
    “我当时一时语塞，沉默一会儿后，我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羡林先生成长的环境，以及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准备半年多后，蔡德贵将《季羡林传》的提纲念给季老听，季老只改了一个字，就是将“济南一中”改为“济南高中”，另外要求写作时“实事求是，不要溢美”。最终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季羡林传》，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季老的传记。
    《季羡林传》出版以后，出版社准备在北大举办一次活动，为书做宣传，想邀请季老出席。季老坚决不同意，说：“我肯定不去，老师和学生互相吹捧，像什么话！”季老没有读完这本书，只读了一部分，但他去台湾学术访问时，带去了20本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可以说，40多年以来我和季老的交往真正属于那种淡如水的。当然，季老对山东的感情太深，对我厚爱有加。对别人、尤其是老乡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经常应邀为别人题字，而题得最多的就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他题了不下百遍。”
    蔡德贵说：“有人问我跟季老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我说，密切到了隔段时间不见，老人就会想念我的程度。李玉洁问季老：你是想念蔡德贵还是想念济南的油旋？老人就回答：都想！”
    “想要了解我这个人，‘口述’更为可靠一些，更细致一些”；“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
    2008年10月1日，正在山东泗水尼山参加会议的蔡德贵收到一个短信，说季老想跟自己“私下谈谈”。很快又接到季老身边的人打来的电话，简单说了季老想让自己当助手的想法。他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征求了几位朋友的意见，分析了各种情况，也分析了各种可能不利的情况，但是最后还是统一了认识，无论如何，季老自己提出这个意见，自己不能不去。“当然，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季老为了让我去当助手，已经在10月1日那天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信，称自己需要一位助手，并希望助手是我。”
    2008年10月9日，蔡德贵到了北京。10月13日，正式开始了记录季老口述历史的工作。早晨5点，他从昌平燕丹燕城苑小区乘公交车，转天通苑5号线地铁，到东单转1号线，到五棵松出站，再走到301医院，7点准时进了病房。从这时候，季老开始口述历史。301医院为了保证季老的健康，规定每次口述不要超过50分钟，但是季老谈到高兴的时候，往往就不遵守医院的规定。第一次季老就从7点谈到8点半，一开始就收不住，超过医院规定的一倍时间。护工多次催促季老打住，但是季老根本不予理会，照样口述。他说，我没有那么娇气。
    那天在开始口述的时候，季老说明了为什么要做口述历史的原因。
    他说：“今天我为什么千里迢迢把你从山东叫来，要你做我的口述历史，是因为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我们的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跟上时代，不然的话，稍微一疏忽，就会被社会所抛弃。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大事不糊涂，小事不一定不糊涂。做口述历史，我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个原则，我多次强调过。有些事情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时候说，不好说。”“叫你来，是口述我的历史。口述历史，现在，在学术界也是很时髦的，而我则是因为眼睛视力减弱，看不见，无法写东西。本来想写两篇文章，一篇谈‘侠’，一篇谈‘士’，但也都是因为眼睛的原因，而无法下笔。我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也无法如愿。”“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小结。”“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我对你讲的，不是对每个人都能够讲的。但也没有什么秘密，每个人都可以来听。别人来听也可以。”“你听我口述，你是对我了解最多的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所以请你来做这个工作。”“口述比较凌乱，我口述出来，由你来整理。”
    季老原计划讲八九次就可以完成口述历史，但实际上开讲以后，不断激起他对很多事情的回忆，所以后来不限定口述次数，什么时候结束视情况而定，聊天时也没有按顺序说，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至于医院规定的每次50分钟，季老有时候也忘记得干干净净。“有几次讲了两个半小时，我几次催促停止，他就是不刹车。而且为了赶进度，季老让我每天上下午都去，早晨6点半，下午3点各作一次，我担心累着季老，但是季老坚持让我每天去两趟。这样进行了3天，后来301医院发现此情况，坚持每天只做一次，季老不得不服从，这也正好符合我的意愿。”
    蔡德贵介绍，口述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季老是给自己一个人讲。有时候季承先生赶巧会在场，还有几次，是自己正好带朋友去，便和朋友们一起和季老谈，如刘梦溪、陈祖芬夫妇，汤恩佳夫妇、潘石屹先生、张立文教授等，大都是没有完全尽兴，就不得不停止了。“2009年去美国访问以前的6月14日，我和《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去看他，并且定做了一个祝贺他98岁生日蛋糕，是他过去没有吃过的抹茶蛋糕。这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蛋糕。6月16日下午我去告别，也做最后一次笔记和录音，季老非常高兴，让我从美国回来以后马上到医院，继续口述历史。我对他说，年谱已经编完，正好也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到这一次，季老一共口述了75次。没有想到的是，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已经驾鹤而去。”
    他说，在给季老做口述历史十个月的时间里，自己无数次往返于北京与济南之间，在北京时则每天从燕城苑到301医院往返一次。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漫天，只要是季老约定了的时间，我都会准时赶到他那里。在燕城苑如果有闲暇，会给季老做一点他愿意吃的东西，如红烧茄子、胡萝卜羊肉水饺、白菜羊肉水饺、煎茄子，从家里带给季老。
    “这十个月，我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十个月，是在季老身边度过的。在北大没有机会听季老上课，长期感到遗憾，这次补上了，而时间正好是一学年。平心而论，这十个月，我是辛苦的，而且有巨大的思想压力，但是我更是幸福的：有机会聆听季老谈他的人生经历，谈他的学术历程，谈他的养生经验，谈他的感情隐秘，我听到了那么多不曾听到的故事、趣闻。这些故事，其他人都没有听到。季老的记忆力很好，70多年以前在济南看过的戏、主要演员的名字，季老都记得清清楚楚。”
    蔡德贵回忆，有一段时间，季老的身体和精神比较差，眼睛也有些浮肿。不过2008年11月7日，季老和儿子季承在相隔多年后终于见面。两位老人都是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从此季老精神好多了，经常在口述历史时，他讲起以前的趣闻来哈哈大笑，还和医护人员开玩笑。有一次来客要求照合影，季老赶快说，衣帽不整，立即整理一下病号服。还说，牙齿不整，只有一个了，是中流砥柱，马上闭上嘴，摆出照相的姿势，让人拍照。
    季老的口述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幽默不断。他把一生的珍藏，包括感情，和盘托出。妙趣横生，诙谐幽默，睿语惊人。
    11月11日那天，护士给先生的眼睛贴冷敷，用两块冷敷胶布贴住两只眼睛。十几分钟之后，先生着急，让护士将冷敷胶布拿下去，说要解决大问题。护士纳闷地问，什么是大问题，季老说吃喝拉撒睡是大问题。原来先生要如厕。
    有一次，身边人给他点眼药水，因为没有点准，季老幽默地说：“量很大，但是一滴也没有进去。”
    还有一次，季老的护工岳爱英用轮椅推他时，方向不是平常的顺时针，而是逆时针方向，季老说：“你怎么这么转啊。我本来就糊涂。这样我不是更糊涂了吗？”护工跟季老打趣说：“不是难得糊涂吗？” 季老自嘲说：“我现在糊涂也不难得了。”
    他在济南生活了14年，言谈之间难掩对济南的热爱。有一次，他借一个笑话，抒发济南不容小觑的感情。季老说有个故事：大明湖里有个历下亭，亭子上有幅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是何绍基题写的。一天，有外地的两个人在那里谈闲话，说“什么‘济南名士多’，我看是‘济南名士多王八’”，这话被旁边一个人听到了，他也不发火，文绉绉地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年，东海龙王开考，大王八也去参加考试，在路上临盆，下了一些王八蛋，于是把王八蛋盛在坛子里，自己抱着坛子，让两条鱼抬着往前走，当它们来到龙宫门前，龙王听到外边大吵大嚷，连忙问保卫龙宫的虾兵蟹将：“什么人在吵闹，看看是谁呀？”一个虾兵蟹将跑去看，回答“报告龙王：原来是大王八来赶考，鱼抬(鱼台)的是王八，坛盛(郯城)的是王八蛋”。原来，那两个对济南不敬的外地人，一个是鱼台人，一个是郯城人。在笑话中，我们能感觉到季先生对济南的深厚感情。先生说：“我就是济南人，我始终把济南作为自己的故乡来回忆。”
    很多珍贵史实首次披露：“季羡林”名字的由来；九一八事变，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除妻子与德国女友之外的另一段感情经历；参加中印反击战谈判；向江泽民主席提建议……
    《季羡林口述人生》首次披露了很多珍贵史实：季羡林原名叫宝山，后来堂哥宝庆死了，宝山这个名字就不要了。叔父写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羡林”，一个是“慕林”，后来一个老师建议用“羡林”。“我一辈子感激他，要是他圈一个‘慕林’，我就倒一辈子霉了。那时候还不知道上海话有个‘阿木林’(形容人不谙世道、为人迟钝)，而且这个‘慕’字，念起来也不好听”。
    董秋芳是季羡林在济南高中时的一位重要老师。季羡林也把他列为自己的8位中外恩师之一。但实际上季羡林对董秋芳的教学水平评价不高，“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一个是他北方话说得不行，另外一个他确实脑袋里边也没有什么学问，作为教员，大家最多给他60分。刚及格，平平”。不过同时季羡林也表示，董秋芳对自己的写作方面影响很大。自己舞文弄墨数十年，是受董秋芳影响所致。
    九一八事变后，季羡林参加了学生请愿绝食，并且作为清华的代表之一和北大的代表们去南京要求见蒋介石。还在北京前门站卧轨，“真把脑袋枕在铁轨上”。到了南京，他们从总统府又去中央军校，一直绝食。到半夜蒋介石真的出来见了学生。可是当场就训斥他们说：“你们从北京来，难道没有看见我运兵的车一列列过去吗？我已经派兵去抗日了，你们怎么没看到？”这样的话居然就把清华学生给忽悠了。实际不是真的。北大学生就没有上当，坚决不肯转移和吃饭，最后叫当兵的两人一个地架走了，当时季羡林他们对北大的学生佩服得不得了。
    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夫人是彭德华，留德期间还有一个“女友”、同学田德望房东的女儿伊姆加德。人们不知道的是，在北大教书期间，季羡林还得到了中文系教授马裕藻的女儿马理的倾慕。马理的姐姐马珏当时是北大的校花。马家曾两次向季羡林提亲，说愿意嫁给他。但季羡林都婉言谢绝。“按照当时的习惯，我接受了也符合潮流。那时候留美学生一回国，第一件事是找工作，第二件事是休妻。主要是因为我怕叔父，要不是胆小，我在北京找一个房子，跟马理结婚毫无问题，合情合理，也符合潮流。”
    季羡林曾参加过中印边境反击战谈判。反击战时中国俘虏了印度一个独立旅一万人，当时季羡林担任中印友协常务副会长，代表中印友协在全聚德和印方准将及几名团长谈判，“结果也没什么话好讲，他们是战俘，但不能按战俘来对待。”……
    书中还记录了季老亲自讲述的很多趣事，以及对一些人的评价与看法。比如13岁他在济南第一次见到泰戈尔，虽然没有票但还是挤进山东省议会听了一场报告；比如丁玲为了胡也频到济南任教，当时她身材较胖，穿着高跟鞋，又都是石子路，“结果胡也频成了她的手杖了，没有胡叶频帮她，她走不了路”；胡适的课没有听过，但书读得很多，他的口头语是“我的朋友”，当时北平只有一辆私人汽车，就是胡适的。他当然反对共产主义，可是从来没有写文章骂过共产党，国民党他倒是骂过。他做学问真是好料子，但又想当大官、当总统，犯了“政治幼稚病”；季老最钦佩的人，武的是彭德怀，文的是梁漱溟，“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敢顶嘴”；季老在清华待了4年，在北大待了50多年，两个学校当然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永远革命，永远向前，重视学术、重视育才，但两者间不同之处也异常突出，“清华似李白，北大如杜甫”；当北大副校长，“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在西侧门弄了个土山，二是在李大钊塑像后面栽了两排树，“这不是谦虚，就干了这两件事”；江泽民是第一个到北大来的国家主席，“我向他提了两个意见：第一个是不要重理轻文，第二个就是防止人才外流”；对于两位秘书的评价，“李铮老实，不会说谎话，工作也踏实，但名利思想很厉害；李玉洁出身东北富贵人家，与皇族都有点什么关系，实际上她没什么学历，大概就是小学毕业”……
    蔡德贵表示，很多人关心季老的口述历史，自己深知责任重大，一直在非常慎重地整理，完整呈现还要一些时日。很多朋友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内容，于是从这十个月里的口述里选取了一部分内容预先出版，以满足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读者需要。口述历史已经整理出42万字，接下来还将陆续推出几本著作，如《大国学——— 季羡林口述史》、《中外恩师谱》，都是根据季老口述整理的，最翔实地阐述季老晚年创建的“大国学”概念，也真实地展现老人一生对中外8位恩师的感情，另外由这些口述整理编撰的季老的最新传记《布衣学者季羡林》也将很快与读者见面。
    十几年来，蔡德贵先生先后出版、编著的关于季羡林的著作已经有20余种、数百万字。“关于季老的介绍性的东西基本已经出完了，下一步就是研究大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但这个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毕竟先生的研究对一般人来说太高深。”
    季羡林先生去世马上就满一周年了，但正如蔡德贵所言，季老的身影好像一直在眼前，从来也没有离去，他的灵魂也一直在和自己交谈，对先生的思念不绝于缕。这也是很多尊重大师、敬仰大师的人共同的感受与思念。我们缅怀季羡林先生，更要学习他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认真朴实、始终清醒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不被舆论迷糊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