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负盛名的哈佛大学，每年遵例要向若干国际名流、政界要人颁授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令世人羡慕的一种殊荣。1982年6月10日，一位中国人获得了这一荣衔。他就是当时任山东大学校长、71岁的吴富恒。
    哈佛大学德莱克博克校长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校友吴富恒作了很高的评价：“1978年以来，中国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为复兴文革后的大学发挥了主要作用。吴一直促进和国外的教育交流，特别是和美国文学文化界学者的交流……”哈佛大学授予吴富恒的荣誉法学博士证书上也写着：“在危险的年代里，这位爱国的教育家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作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基础。”
    吴富恒的故乡在唐山与山海关之间的滦县城，他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诞生的。他的祖父、父亲给他树立了端端正正做人的风范，他从小就受到儒家教义的薰沐，什么“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这是要身体力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要立志达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要铭于心体于行的……
    高中毕业之后，吴富恒选报了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做一名中学英语教师。经过两年预科、四年本科的学习，他于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进入北师大附中担任英语教师。正好这时清华大学的美国教授翟孟生、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瑞恰慈建立了一个研究英语教学的组织“正字学会”，吴富恒参加了这个学会，从而结识了二十世纪名震英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大师瑞恰慈教授。
    抗战开始，北平沦陷。瑞恰慈回伦敦，而后受聘于哈佛大学。吴富恒则辗转于1938年从天津到达昆明，他先任教于中学，而后又参与创办了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
    瑞恰慈虽然和吴富恒远别万里，但心中仍念念不忘这位温文尔雅、好学上进的中国青年，所以，他一到哈佛，就全力举荐吴富恒，又为他申请到奖学金，给他铺平了游学哈佛的道路。
    瑞恰慈治学甚严，著作甚丰，而且学贯中西。当时，他的门生弟子很多，有英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的。对于吴富恒这位自己亲自挑选的旧子弟旧相识，瑞恰慈当然要多一点偏爱，不但让他吃“大锅饭”，还定时给他开“小灶”，个别辅导、讲解、答疑，旁的研究生在艳羡之余，忍不住要说话了：“吴富恒，我们真忌妒。瑞恰慈怎么那么照顾你！”
    吴富恒在美国学习期间，美国还没有参战，哈佛依然绿树婆娑，青草如茵，莘莘学子冷静而又热烈地做着他们的学士梦、硕士梦、博士梦。这是通向上流社会的可靠云梯。然而在相隔万里之外的中国大地上，却是烽火连天，尸横遍野，不屈的人民正在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吴富恒和他的中国同学们时时关注着战事的发展，时时为祖国命运担忧。吴富恒同哈佛中国学生会主席周一良发起举行中国思想讲演会，请瑞恰慈讲《孟子》，请赵元任讲“中国学”，意在向美国朋友宣传中国文化，宣传抗日。
    吴富恒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他的美国朋友、他的恩师、甚至于他的美国房东都理所当然地劝他拿博士学位。他们都觉得这个诚实、厚道、好学的中国青年很可爱，功亏一篑太可惜了！但他决心已下，决定回国效力。
    1942年吴富恒搭上了一艘开往中国的荷兰货轮，取道印尼、新加坡、缅甸返回昆明。1943年他到云南大学任教授，1944年筹建云大英语系，任系主任。1945年，“一二•一”惨案爆发，昆明市各大中学校教师发表了“罢课宣言”，吴富恒和他未来的妻子、已经毕业任教的陆凡均在上面签了名。
    迫于白色恐怖，吴富恒离开了昆明，于1947年1月到达上海，会见了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华岗，经他介绍去烟台解放区，在胶东行署特派员姚仲明领导下的英文报纸《芝罘新闻》担任副主编。当时的烟台是整个解放区对外联系的窗口，所以这份报纸承担着对外宣传的任务。
    1948年9月，吴富恒随军进入济南，参加接管山东师范学院的工作。接着，山东师范学院并入华东大学，吴富恒随之进入华东大学任教。
    吴富恒到华东大学，先任文学院教授，后又任文艺系和文学系主任，并兼学校文工团团长。他不但亲自讲授文艺理论课，而且常常带领文工团到山东各地演出。在文艺的宣传实践中，他把自己投入到了时代革命洪流中。虽然这一段工作只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是令吴富恒引为自豪的是，今天的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山东艺术学校的一些教学骨干，上海、山东及至北京等地文艺界的一些知名文艺评论家、导演、演员、歌唱家、画家，不少就是当年华东大学文艺系培养出来的。这是吴富恒为新中国献上的第一份厚礼。
    1950年，华东大学迁青岛，1951年3月与山东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大学。吴富恒任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吴富恒改任教务长。1955年，吴富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吴富恒任副校长。十年浩劫，吴富恒被打倒，历经磨难。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6月，吴富恒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984年退居二线。
    四十年来山东大学享誉国内外，首先是因为它在学术领域里一贯保持着浓厚的活跃学术气氛。吴富恒长期分管科研，他认为科研不但可以促教育、出成果，而且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有效途径。今天，山东大学的一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大多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学校确定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们都是吴富恒培植的科研大树上结出的累累硕果。
    山东大学1951年5月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文史哲》最早由华岗校长任社长，陆侃如、吴富恒任副社长。这个刊物是五十年代国内学术界一个活跃的学术园地。山东大学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这个刊物。文革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富恒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求支援，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策划，亲自审稿，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再度问世。直至今天，《文史哲》仍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文科学术刊物之一。
    1963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吴富恒倡导在山东大学建立了由他兼任主任的美国文学研究室。这不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略。当时，通过这个渠道，研究室获得了关于美国文学界及文化界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还及时反映给中央有关部门，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文革之后，吴富恒又主持将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1978年，在吴富恒的提倡下，在济南召开了美国文学讨论会。一年后，又在烟台开会，成立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吴富恒被推举为会长，在中国开了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先河。美国文学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一起创办了《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和《美国文学丛刊》。
    在理科科研方面，吴富恒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蒋民华院士曾深有感触地说：“山东大学的晶体研究，所以会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成仿吾、吴富恒这两位富有远见的领导。如果没有全心全意长期不懈地大力支持，它恐怕早就夭折了。”
    1958年，海军研制声纳装置，急需一种人造晶体材料。研制人造晶体，当时在世界上还处在起步阶段。有这种晶体材料的国家当然要卡我们的脖子，而国内又不能制造。海军部门向山东大学发出了呼救信号。
    刚刚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助教蒋民华等几位青年教师，勇敢地接受了这项试验任务。但是，要在实验室试制出这种晶体材料谈何容易？荜路蓝缕、披荆斩棘，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这时，作为校长的成仿吾和作为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吴富恒，把这看作是造就一个新学科、培养一批好人才的良好机遇，于是给予大力支持和扶植，帮助他们解决种种困难，鼓励他们不断克服畏难情绪，并常常深入到实验室去看望他们，慰问他们。
     蒋民华他们不负人民重托，很快就研制出所急需的晶体材料。
     为了给晶体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成仿吾、吴富恒又决定把晶体实验小组扩建为研究室，从化学系的建制中独立出来。
     打倒“四人帮”后，吴富恒出任校长，为发展晶体研究采取了两大决策：第一是走出去，让蒋民华及其他人员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扩大眼界，增长见识，瞄准国际先进目标，使晶体研究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第二是请进来。第一位被邀请的是国际晶体学界的权威、国际晶体生长组织主席美国劳迪斯博士。有趣的是，劳迪斯博士来访，他惊讶地发现，山东大学晶体研究室不用复杂的低温操作即用亚稳相方法培养出了高质量的DKDP晶体，从而否定了劳迪斯在其权威著作《单晶生长》一书中所陈述的观点：用亚稳相方法难以生长出这种高质量的晶体材料。为此，劳迪斯表示要整个修改他的著作。后来，经过劳迪斯的广泛介绍，“中国山东大学晶体研究室”（随后改为“所”）的名字走向了世界，广为同行所知。蒋民华也成了引人注目的晶体专家。来晶体研究所访问的名流学者则更是络绎不绝。
     回顾文革当中，吴富恒夫妇，备受磨难，一顶顶“洋奴”、“买办”的帽子往头上扣，一盆盆污水往身上泼。等文革结束，学校被搞得百孔千疮，简直是不堪入目。教职工则矛盾重重，多数人员心灰意冷。要恢复旧观、振兴学校，谈何容易？谁能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吴富恒临危受命，显示出耿耿忠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九死不悔的传统，这就是不计恩怨，不计前嫌，心重国事，志在报国。
     就任七年，那是怎样的七年啊！白发壮心，呕心沥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奔走八方，协同上下，励精图治，百废待兴……终于，使山东大学逐步走上了正轨。学校规模空前扩大，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文革前的旧貌，展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
     吴富恒治校有个明确目标，就是要把山东大学办成一流大学。他上任伊始，就由山东大学发起，召开了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许多学者名流，应邀赴会，慷慨陈词，从而打破忌谈两个“凡是”的理论禁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次讨论会为学校的拨乱反正打开了通道，在高校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吴富恒非常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他任职内，山东大学和哈佛等许多名牌大学建立了广泛经常的校际联系，请来了上百位外国专家执教，派出了二百余名教师进修棗如今他们都成了教学科研骨干。
     山东大学有许多老干部、老教师都是在吴富恒的扶植提携下成长起来的。他们都认为老校长平易近人，容易接近；即使交给你办的事做得不妥当，他也是平心静气地提出指正，决不会使气。如此等等，山东大学很快就出现了勃勃生机。这些积蓄已久的潜能与活力，成为山东大学新飞跃的良好起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山东大学当然免不了也是重灾区。但是不管在什么形势下，吴富恒不会玩弄权术，不会乘机整人，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并且，他总是尽力给受难者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五十年代，青岛教育局长蔡德琪，因其丈夫被整、被囚，自己受到株连，身无立锥之地。吴富恒安排她到山东大学教务处工作，交往如常。这当时是需要正气和勇气的。
     吴富恒出任校长后，想到了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的学生会主席乔幼梅，并得悉了另一个被打成“右派”的沈为霞的下落棗她任过山东大学团委书记，调到省团委后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丈夫被整自沉，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滞留海南岛。吴富恒过去和她们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对她们的出色才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利用职权”先后把她们调进了山东大学。当时乔幼梅不愿回来，吴校长派人去“三顾茅庐”，甚至捎话说：“乔幼梅再不同意来，我就要登门面请了。”如今，乔幼梅、沈为霞分别在山东大学副校长、监委副书记的任上离休。
    吴富恒在九十年来的人生旅程中，走了一条“爱国棗民主棗革命棗建设”的道路。这是他那一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这是一条为祖国做出巨大奉献的光明之路。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被国际友人所理解、所赞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