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为期八周的通选课，紧紧地围绕“中日甲午海战”展开讨论，今年又恰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中国为什么会战败？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启示？　

　　选修课“中国近现代重大问题专题片赏析”今天结课了。开学以来，围绕中日甲午海战，我们已经讨论了数周的时间。在课堂讨论中，有同学在总结清政府为什么会失败时，以封建制度腐败落后作为结论，在本能上引起了我的反感。或许是因为，这样的陈词滥调在高中的历史课上已经被反复地咀嚼过了。经过再三的反思，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用“封建制度腐败落后”作为结论，为什么这个答案会深深地引起我的反感。原因有二。
　　一者，这样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缺乏学术性。这种高度概括的话语，这样的看似标准的答案，并非是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智探索出来的，而是他人通过灌输进入我们的大脑。不经过个人的理智，便接受了“真理”，那么人只会沦为真理的奴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是这样描述的奴隶的：那些能够感知到别人的理性而自己并没有理性的人，天生就是奴隶。
　　二来，这样的结论，即使是对的，对于当代的现实也全然没有意义。因为它就像一句漂亮的废话。“封建制度腐朽落后”这个结论，对于当代社会的进程有什么意义吗？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能获得唯一启示就是，我们要推翻封建制度。但是这样的结论在现实社会里还有什么意义吗？
　　有人会说：当今社会依旧有很多封建社会残存下来的事物，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有意义的。我并不反对他的观点，但是他应该明白，你必须指出哪些是封建社会残存下来的事物，并且指出如何改变这一切。而这一切不是空泛的答案“腐朽落后”能够回答的。
　　另外，我认为片面的追求“根本原因”是虚妄的，一味的追求“根本原因”只会得到虚妄的答案。例如“XX制度腐朽落后”这样的结论，会像万能公式一样，套在任何历史事件上都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结论，对我们当前如何选择道路，毫无任何启示意义。如果想要得出真知灼见，如果想要发现真理，这样的“万金油式”答案显然是不够格的。

　　在我看来，甲午战争的失败可以归结为中国社会“范式”的失败，是中国一整套社会“范式”，落后于日本的社会“范式”。
　　这种范式上的落后从人物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可以看出来。在甲午战争之前，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整修颐和园；李鸿章选派较为中庸的丁汝昌作为水师提督；黄海海战后，李鸿章避战保船；在威海卫一役中，丁汝昌以死报国家的情怀。这些行为方式，以及这些行为背后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都是传统社会形态下才会出现的。因为，传统社会下的人，无法区分什么是“国”，什么是“家”？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什么是“爱国”，什么是“愚忠”？
　　有人会说，我所谓的“‘范式’失败”，与“封建制度腐朽落后”这两个结论不是有很大的相似性吗？
　　表面上看，两个答案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深究下去，却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我的结论没有违反学术研究上“价值中立”的原则。“封建制度腐朽落后”这个结论，明显带有很重的偏见。这样的结论，明显只是政治宣传的口号，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局限性和偏见性。这对于辨析历史事实是非常不利的。
　　第二，“范式”的概念比“封建制度”的概念，包括了更广大的领域。“范式”本来是形容科学研究在很长时期内遵循的一套特定的方法。我借用这个概念，用来表达相对于“制度”更广阔的领域。它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生态、社会形态，以及在该环境中影响下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有人把慈禧作为历史的罪人，有人把李鸿章看成民族的叛徒。不可否认的是，慈禧和李鸿章在扮演其历史角色的过程中，自有其失当的时候。如为庆祝慈禧六十大寿，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李鸿章为了一己私利，保持对北洋水师的控制，选用较为中庸的丁汝昌任水师提督。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传统的社会范式中，慈禧是无法区分“国”与“家”的区别的，李鸿章也不可能甘心放弃对北洋水师的绝对控制，而丧失自己的政治砝码。
　　给慈禧和李鸿章画上一副丑恶的嘴脸，然后简单地批判一通，这是市井里的小说和戏剧发生的事，绝不能出现在严谨的学术讨论之中。黑格尔在《权利的哲学纲要》里提到：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分析慈禧和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必须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理解他们如此行事的背后原因。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是最简单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不论是慈禧，还是李鸿章都不应该成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的替罪羊。

　　当得出这一结论（我国的社会范式落后导致，中国的战败）时，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当整个社会形态落后于另一种社会形态时，当两个实力不均衡的文明相互碰撞时，弱势的一方失败了，是再正常不过了。文明之间的此消彼长，数千年以来不都是如此吗？关键在于，落后的文明在受到失败的刺激以后，能否实现革新。
　　我认为，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最值得比较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通过革新，便快步进入了近代化社会。而中国，自戊戌变法以后，长期徘徊在传统文明的社会形态当中，始终无法进入近代文明。
　　为什么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笨拙的身躯，不能快速适应社会的变革？
　　从国内情况来看，第一，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而且关键在于这些民众仍旧停留在“臣民”层面，远未达到“公民”的水准，想要推动如此大基数的人群实现“公民化”，这样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中国的儒学传统带有非常强烈的保守色彩，“中庸”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它追求调和稳定，反对激烈的变革，在儒学一统天下的中国，自然对变革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
　　第三，当时中国的社会的经济形态仍旧属于封闭的小农经济，这种自给自足、自产自销的经济形态，从不依赖与外部环境，因而，对于外部环境的刺激也缺乏足够的敏感度。这种闭塞的生产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
　　第四，在当时的集权的政治体制中，最高的掌权者属于保守派。这一点，是阻碍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障碍。掌权者就像一个被裹了脚的小脚女人一样，虽然做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这些改革措施从未实现从一个“范式”向另一个“范式”的跃升。
　　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列强将侵略重点放在中国而非日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国力迅速提升，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培育等方面都有很大欠缺，没能跟上经济领域大踏步的前进。
　　在我看来，甲午战争的这段历史，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前我国正在迈向“现代化”国家，而我国的步履是否快而稳健，有没有拖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我国民众是否已经达到“公民”标准？社会文化生态是否保守，而非变革？我国的经济形态是否足够开放，能否接纳全球化？国际环境是否有利我国快速变革？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