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之争”的硝烟尚未平息，琼瑶于正的“抄袭门”事件更加助力了沉潜的编剧们浮出水面相继为自己剧本的原始容貌呐喊正名，倒推影视作品的成型路，从责编到制片，从导演到演员，谁都不自觉地为影视作品化上了几笔，亦或被同行换汤不换药地修饰。无论是纵向而看，还是横向而观，编剧笔下的“鸡蛋”孵化成了“天鹅”。在剧本到影视这段异化的孵化中，我们不禁要问：谁给影视作品整了容？一味归咎于“丛林法则”的作祟和编剧自身能力修养，治标不治本的理由显然不能成为沉疴的症结所在。
　　诚然，一部好的剧本转换成影视，在后期的运营实践中无置可否会出现异化的孵化过程。
　　横向而观，于正陷入“抄袭门”事件，编剧一窝蜂地开始了口诛笔伐的声讨，然而这种现象一直是影视界的沉疴，只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才使得这种普遍“抄袭借鉴”现象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毋庸置疑，“琼瑶抄袭了谁”的声音也在泛滥。这种“偷龙转凤”“改头换面”的高级异化是借鉴了创意还是抄袭了表达？或是编剧的初衷就已经将二者混为一谈了。相对于著作权法中的只保护表达，不保护中心思想的庇佑，一些高级抄袭的桥段和初衷是很难厘清的，更不要说司法实践中的鉴定了。
　　由此引发的“抄袭借鉴”争议，一是有在打法律擦边球之嫌。二是，由此滋生的影视作品同质化现象也营造了影视文化的“泡沫繁盛”。但毋庸置疑的是，同质化现象不可避免，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而高喊自律在真正实践中又难脱空中楼阁之嫌，这是商业利益的因素使然。因之，要打破这样一种难以厘清的局面，编剧合作，形成强大的编剧团队或许会少些争议，多些新鲜血液的注入。
　　纵向而看，由于影视的商业化利益驱动，编剧早已将著作权赋予的修改权和改编权让渡于制片、导演，从剧本到影视，一条产业链下来，历经更改。而一旦修改内容偏离了编剧的初衷，编剧的被动、内心的苦水总有些叫天不应的味道。这本身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局面。
　　比之韩国的“编剧中心”地位，究其原因，不难发现，一是，全责不分明的运作方式是造成该局面的催化剂，改编的好坏无从用“尺度”来衡量，而改编过后的剧情责任、收视效果更是无人问津。收视长虹，固然是人心所向，但收视惨淡的责任谁来承担？2014年1月《天龙八部》就曾惨遭腰斩，被迫叫停。从受众角度而言，但凡冠之以“雷剧”的影视作品，受众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编剧，挞伐演员的演技，而这条产业链的其他人等似乎安然无恙。纵使他们逃脱了“口水战”舆论的箭，那么一条产业链下来，影视作品的整容效果是“美”是“丑”就与之无关了吗？二是，演员的职业道德良莠不齐，电视台明星阵容的购片标准，助力了演员事业上的顺风顺水，自然免不了为其心态上的自鸣得意而推波助澜，加之演员无需承担改编责任，“二宋之争”的舆论点就在于演员是不是演剧本的问题。相比韩国“编剧中心”，我们看到了这个棘手局面的症结所在。
　　针对于此，一方面，我们不能以卵击石，体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是需要审慎而行不可轻易触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其积极的因素，“收视长虹”是所有影视人共同期望的，这样一个利益平衡点似乎是经久不衰的。基于此，建立行业规范协会，真正将“职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自律和他律的角度而言是可行的。对于编剧、导演、演员这些名人来说，也恰是“公众人物”所应该具备的素养。恰是因为产业链流程的分散和人员的灵活，在投入一部作品时，可能会出现“脚踏多条船”的现象，因而很难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合力。因此，“人才融合”“复合型人才”也可以是今后影视发展的一个大胆命题。
　　谁给影视作品整了容？规则给了业界打擦边球的机会，业界应该还给规则一个填补漏洞的五彩石。诚然，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更没有长治久安的政策方法。高喊自律和他律委实是个良方，但治标不治本，唯独不断地与时俱进，体制适应时代、时代适应体制相辅相成才能让“鸡蛋”不再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