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北京干嘛？你去北京干嘛？”别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我也开始问自己，我不是来旅行的，至少自然风光不如西北，空气质量不如西南，气候环境不如华南。所以到北京,我是来游荡的。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触碰陌生的人或事物,他们总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或是挥之不去的思索。
　　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换乘不同的车辆，找寻松堂关怀医院，这过程似乎比我想象的要艰辛很多。幸运的是在偏僻空旷的郊外偶遇绝美的晚霞，看着夕阳从树梢间点点消失。心里竟有些莫名地窃喜也有了些许惆怅。窃喜的是能欣赏到这美景的人不多，都市的他们大多在拥挤的地铁里或是在灯红酒绿的应酬中；惆怅的是，想着那些被宣判了死亡的人儿，他们是不是也像这夕阳，消失于树梢间，进入了漫无边际的黑夜呢？
　　经过一番波折来到松堂附近，穿梭在狭窄幽暗的小胡同里，胡同两边全堆放着的垃圾有的正在燃烧，微弱的火苗在寒风里奋力地挣扎抗拒着。还有寿衣店、凹凸不平的地面和地上一撮撮头发这一切都使我发颤。但所有的不安与恐惧都在我看见那闪着昏黄灯光的两层小楼后消失。这就是松堂关怀医院，看到那几个字时悬挂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推门进去之后院落里有一个大钟还有一尊很大的佛像。刻着寿字的石头立在门口正中央，还有很多躲在黑色夜幕下的事物没来得及观察。一位老爷爷坐在大厅的外面。对他问好，他对我说“你又来了呀？”当时弄得我一头雾水，和前台的值班咨询了一些关于志愿者的事宜后准备离开，一个老奶奶在大厅里拿着电话听筒疯狂地咆哮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早早就到了松堂，在病房区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许多老人都是闭着眼的。他们几乎都是白发苍苍，瘦骨嶙峋，挣扎在生命的边缘。家人因为没精力护理就扔些钱到医院。大多数的家人只在医院通知必须来的时候才来一趟。看着她们病床上的卡片，上面写着入住日期，我不解地问有出院的么？护工阿姨告诉我大部分从这里出去的老人，最后都穿着寿衣到了太平间。
　　房间里的三位老人第一位是腿摔了还有老年痴呆症，第二位是心脏病，第三位是高位截瘫。所以她们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都在床上度过。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吃喝拉撒都依靠着护工，包括翻身都依靠护工。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很难接受为什么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要承受这么多。和一号床的老奶奶聊天，可能因为她精神异常所以特像小孩儿，拉着她只有一层皮包着的手想帮她按摩按摩，她没有反抗反而很听话很顺从。她重复说着很多我难以理解的话，我唯一能听懂的就是那几个名字。她一次次地念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她的家人。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和她聊她说过的名字，她能逻辑不清地说上一些。她说她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自杀了，她伸出残缺的手指说那是法国洋人奶奶当年残害的。我问的很多东西她都听不明白，她说的很多我也不懂。她总是间歇性地说有人进来了，她二儿子来了。我问她想不想家，她笑着说：“家？我哪有家呀，有家早回去了。我想出去出不去，想上去上不去，只能待在这里。”虽然她说一切的时候都是笑着的，仿佛不懂一切的悲伤。但我却僵住了，即使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认识，但家人的名字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那些每天被她念叨成百上千次的人，现在又在哪儿呢？她模仿着我之前教她按摩手的方法，自己有模有样地做着，嘴里依旧不停地念叨着。一天下来基本上没有谁睡着了。她们大多躺在床上每天定时接受注射，吃饭，有意识的老人期待着家人什么时候能来看看自己，没有意识的老人不知道期待着什么。但是不管意识有多不清晰，家及家人总是她们嘴里无意识地念叨的最多的。而那些一出生诊断为绝症被家人抛弃地小宝宝，他们不知道家，每天痴痴地躺在小床上，没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关心，所有的世界只有那个小小的房间，护工阿姨及偶尔来的新鲜脸庞。连每天被抱抱都是奢望。所以他们很少撒娇很少哭，比一般小孩儿多了许多平静。当你抱起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头都是一个劲儿往窗外看，想看看窗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享受到的关心很少，所以他们总是能很快解答出来陌生人的关心，总是那么的珍惜。虽然能得到医院的基本关怀，但是最幸福的地方还是那么多躺在床上被宣判死亡的人儿心里期盼最多嘴里念叨最多的家吧。她们的家人怎么忍心放弃她们呢？即使是最后即使是家人什么都给不了，待在家人身边的她们都会是最幸福的。生命怎么能拿长度来衡量？我想大多数的她们都愿意拿没有意义的所谓的长度来换取她们期待中的日子。哪怕是一天呢都是值得的。
　　在松堂，我触碰到生命尽头的痛楚与孤独。而每个总将走到尽头的我们，大都做了无济于事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