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初看此新闻，大多数人不禁会心存疑问，难道目前的就业形势已经严峻至此了吗？而细看整个新闻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如此多的大学生争抢一个清洁工岗位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洁工是事业编制。也就是说，一旦你得到了这份职业，你就可以进入“体制内”，享受国家给予的保障和稳定的工作。而年轻人们为了这种“安定感”宁可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提倡？我的态度是否定的。
　　在当前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这则新闻只是眼下社会现实和趋势的一个缩影。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2011年，5名南开大学学生在经济学家周立群指导下对天津应届毕业生的求职意向进行了调查，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名列前三。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挤进“体制内”呢？“安定感”是个关键词。数据显示，自1996年实行辞退制度以来至2003年8年间，全国公务员辞退率仅0.05％，人员流动率为1.25％，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而根据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字眼拼凑成了“体制内”人员的幸福感来源。而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也正是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的指挥棒。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现实，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和力量”拒绝这一切。
　　我们为什么这么渴求“安定感”？不可否认的是，渴望安定和被保护是人类本性中的常态，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一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有保障的“体制内”的极度渴求，更从侧面反映出这个社会在保障制度方面的配置失衡和不健全。渴望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与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体制内青年透露，他们单位中午的一顿自助餐仅一块钱，而且菜品丰盛，荤素搭配有致，这个价格在他2001年进单位至今从没变过。在普通百姓感叹一块钱如今在市场上连一块姜都买不起时，他却一脸惊诧：“是吗？物价都已经涨成这样了？我都没注意到！”
　　体制内外的差距已经如此之大，甚至好像是两个世界。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反而一味鼓励更多的人涌入“体制内”的世界，长此以往，各阶层摩擦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到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的安定感已摇摇欲坠，个体的安定感又从何谈起？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年轻人的我们真的如此需要“安定感”吗？我们不惜抛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抛弃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仅仅为了得到一份不喜欢并且要一直做到老的工作。当我们坐在办公桌前做着枯燥重复的工作时，仿佛能够看到多年以后的自己依然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未来已经没有更多的可能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认为最悲哀的莫过于此。我们喜欢婴儿是因为他们的未来充满未知。年轻之所以让人艳羡，就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可以有更多的资本去拼搏、去奋斗，去追求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而现实却与此相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斗志，对人生的要求也越来越低。他们追求的是安定，而不是尝试；是饭碗，而不是梦想；是如何更好地生存，而不是更好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年轻人已经“衰老”了，他们光鲜强健的躯体下面蜷曲着的是干瘪的灵魂，他们明亮的眼睛里映射的是空洞的心灵。而更可怕的是，他们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还洋洋自得自己的决定是那么有远见。在这种环境里，我感到社会整体散发出一种疲态。一个连年轻人都如此“衰老”的社会如何能够进步？如何能够迸发活力？
　　或许有一天，我们结束了忙碌的一天，瘫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们看似有“远见”的决定究竟是成就了自己还是将自己彻底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