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克尔斯通过一项大型跨国调研，在他的《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现代化的个体人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参考着思考一下，在中国，我们能够符合几条：(1)现代人应该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2)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社会经历(具有开放性)。(3)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的意见。(4)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和信息。(5)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6)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都趋向于计划性。(7)基于对理性的信赖而对周围的人给予信赖。(8)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地分配。(9)有较高的受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10)具有普遍主义的取向，不因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对待。(11)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12)倾向于更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等。
发展迅猛的现代社会由于其剧烈的变革性，社会运行很难保持直线化、常态化，一些人觉得此中个人命运不可自已，宿命论的看法于是蔓延滋长，加上民间自古以来的复杂的宗教或者迷信对宿命的宣扬，更使得一些人坚信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先贤未尝没有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壮山河的话，只是怯懦者没有奋起的勇气，只有宿命的借口。作为一种极具宗教色彩的思想，宿命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比如有时候可以像孔子说的那样“禁民为非”，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地把握住对宿命论的认知，理性地用以指导人生。
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这一点，也许是我们最差劲的一点了。先秦颇有一些学派主张变革，典型的比如法家，他们的著作有一些传世，令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商君书》公然宣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到后世，法家的学说还受到统治者暧昧地采用施行，但基本上已经抛弃了其主张积极变革的因子，而是肆无忌惮地立峻法、行严刑。也许我们可以说，大一统的秦以后的中国，是保守思维占据了我们头脑的大部分，直到近代的19世纪下半叶，才略有坚冰解冻的趋势。顺便说两句无关的话，突然发现，中国人比较保守的思维和西方人比较开放的思维，也许正是两种文明历史命运相异的注脚：中国人抵制变迁的结果，一是保持了最漫长的封建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二是保持了文化的不断延续发展，三是由于民族生死关头能够动员抵抗，从大历史观和现代民族观看来，中国从未有过亡国灭种的历史；西方人的思维里相对较少地具有这种保守的分子，比较开放，虽然中世纪的欧洲版图一片混乱，变动不居，民族国家直到15世纪末才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西班牙王国），但也正是这种开放，最终把西方推上了历史发展的领航者地位上，直到今天。即使保守思维对我们的历史意义很大，但在现代社会求生存，必须学习开放，接受新事物，接受变革，否则还会被历史抛在后头。
在对待不同意见这一点上，简言之，大概有两点：一是不善于说，二是不善于听。怕得罪人，所以不愿说；怕丢面子，所以不爱听。关于这问题，我们也许可以摸着自己正在跳动的心胸自问一番，就可以知个一二。妄自尊大者不须言，这类人不但不大喜欢不同意见，就是相同意见，他也要人家听信他说出口的，好像他自己是主宰宇宙的唯一权威一样。另外有些人呢，对不同意见有恐惧的心理，对异见简直怕如洪水猛兽，他会把接受别人的异见视为对之前的自己的否定，似乎会证明之前的自己是多么愚蠢无知，所以他根本不会考虑更不用说接受不同意见了，殊不知，这种冥顽才真正是愚蠢无知的表现啊。人的认识需要不断经受考验以不断进步，这要求我们随时保持一种谦卑的心怀去接受不同的意见。如果自己之前的认识并不正确，那就正需要果断修正；倘自己的认识已可以确定无误，再思考不同的意见往往也可以有新的认识或者可以更加巩固自己的思维立场。
接受新知识、新事物这一点，和之前论及过的对社会变迁的态度有相似之处。我们有时候把既有的一些认识视为永久的资本而疏于吸收新知识、接纳新事物。而现代社会的变化是如此迅速，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不管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往往都会很快过时，至于对一些事物、现象本就肤浅的认识，更加经不了岁月。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努力跟紧时代，随时留意事物的变化，随时作出新的判断。对于新出现的事物，应该以包容理解的态度接纳之，让时间去检验它。任何盲目的、从众的否定，都可能给历史留下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的先人很强调这一点，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话，这实在是我们应该铭记的。
晚清的时候，俄国一位驻华外交官D•马克戈万写过一本书，名字很直接地叫做“中国人的优点与缺点”。他在讲完很多优点后，说了这么一段：“与众多的优点相比，中国人还有一个世人皆知的缺点，即办事马虎，也就是不在意，不经心，这与一向追求办事严谨、遵规守时的欧洲人相比形成了极大反差。”也许我们可以反驳说那只是个别现象或者局部现象，但是，真正一贯做到守时惜时的人，又有多少？
在来自现代社会的压力下，大多数人已经对于规划自己的生活、工作很有意识并且。但是，我们真的应该从小培养这样的习惯，规划好自己所有的主要行动。
对周围人给予信赖的问题，这两年在中国被讨论得出奇的频繁。缺乏安全感，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的抱怨。在受过多次欺骗后，人们只能选择不再相信他人。例如，在大街上走，看见一行乞者，我们有多大可能上前去行善？可以确信的是，大多数人已经在心里形成了固定思维：那就是骗钱的！至于看见摔倒老人孩子不敢去扶等等的事情，也无非是不信任周围人。对于这种“怪现状”，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从两方面来讲吧，那就是：一、坦诚做事，让自己可信，让别人愿信；二、豁达处世，多给人以信，善给人以信。每个人都从实际的行为上做好这两方面，社会自然就充满友爱和信任了。
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地分配，这方面呢，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我们社会对职业教育还有一些偏见。西方人并不觉得接受职业教育是件没出息的事，中国人大概都是在普通教育没出路了之后才会考虑职教的。人各有能，有的人本来就适合学习专门技术，为什么非要人家去学习政史地理化生呢？这种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也不能简单归咎于人们的观念。至于追求公正分配，我以为这是中国人真正“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不管说是“小农意识”还是怎么的吧，事实上是只要事情涉及自身利益，对公正分配的追求在我们力量范围内，我们往往会去争取，不在力量范围内的，有时候铤而走险也会去争取。但一些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隐忍也是人们往往会有的态度，这种情况尤其在事情无涉自身利益的时候很明显。
受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的问题，空间维度上讲大抵是在城市会比较高，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农村比较低，这还是和人们对现代社会和自身条件的认识水平有关系。但是，时间维度上看来，人们的教育和职业期望这些年正在不断上升，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普遍主义，默顿哲学里面的词汇，英文里面通常写作“universalism”，我想大概上是说对事物的判断要基于全人类的整体，以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标准作为判断的依据。我们很多人面对一件事情，常常不是首先考察它是否符合普遍主义的价值准则，而是首先看它对自己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样的判断，其结果就可想了。
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是用理性驾驭生活的意思，不能搞“随性”。我们往往用情绪而非理性处理生活中的事情，所以常常导致不好的结果。用分析的态度处理生活中的事，还必须摒弃成见，仔细分析事物的方方面面，这并不复杂，应该成为我们的习惯。
积极解决问题而非回避，是说面对问题，要有勇气去解决它，而非一味回避拖延。事物都是在变化中的，有的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拖延到后来，问题复杂化了就反而难以解决了。我们还是很需要锻炼这样一种勇气和魄力。
我们一点一点地对照一下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社会，看我们能够符合几条“现代化的人”的标准，我们是不是该好好反思，好好努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