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方周末》网站的评论栏目发表了厦门卫视总监邹振东先生的一篇文章《底层人何苦为难底层人》。文章说在当今媒体的选材观念之下，底层内部的倾轧斗争被忽视，而底层受到的来自更“高”的阶层的打压往往被报道、被宣扬，甚至被加工炒作，更甚者乃是把原本属于底层内部斗争的事件扭曲成为阶层之间的斗争加以报道，总之，为了“抢眼球”，不惜一切手段。作者后来痛心疾首地呼吁社会各界切实关注底层人民的幸福，尤其在最后呼吁媒体“不要忘了关注底层人真正的幸福安全，无论对他的威胁来自宝马车还是拖拉机”。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提出并批评了相当一部分媒体或多或少都具有的在社会事件报道中的猎奇心理，尤其是忽视事件真相，忽视事件中具有真实情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的猎奇。而媒体的这种出于猎奇的选材观念，显然对社会的舆论将会有很坏的导向作用。而媒体之所以会有这种心理和观念，当然不可能是他们自发形成的兴趣爱好，其完全的原因应该归到他们的受众中去。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原理实在不需要多言，所以说，在媒体市场化运营的社会中，作为媒体的消费者作为媒体的上帝，我们的心理需求对媒体的信息生产供应有着极大的决定意义。再所以，我们应该对媒体猎奇的这种社会现象负责！我刚才特别提到，作者邹先生是厦门卫视总监，也是位媒体人，应该说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媒体人。在媒体和社会同时对这种现象负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时候，作为媒体人的邹先生选择的批评对象主要是媒体。为了学习邹先生的这种责任意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同时作为媒体受众和影响力量的我们的某些心理倾向。
　　关于新闻选材，有句很著名的话，说“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我倒是很想去寻一个关于“狗咬人”和“人咬狗”方面的统计数据，比如全球平均每秒钟有多少倒霉蛋被狗咬了之类，可惜寻不着，这倒让我心头飘过一丝欣慰：看来媒体或者调查公司暂时还不打算纵容我这种“变态的欲望”。据说颇有些闲汉看见大街边上两条狗野合的时候会用石头去砸，这貌似也不大见诸报端；倘而反过来，一对恋人在公园亲密的时候被一条狗砸中了石头，估计会更容易引起各路报纸的兴趣。很明显，不论是“人咬狗”还是“狗砸人”，都是不在我们常识范围内的现象，都是让人觉得新奇的现象，人们见到了新奇的事物总是愿意了解一下究竟，这大约是人的本性使然，然则无可厚非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仅仅凭好奇心的驱使来选择关注对象吗？
　　一个人被狗咬了，可能除了他自己和身边的亲人朋友外，不会有人给予更多关注。然而被狗咬了往往是很痛的啊，可是我们并不在乎，因为他的痛觉神经不和我们的相连。这往往就是我们关注外部世界时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的选择模式：我们选择那些新奇的事件，摒弃那些平常的事件；我们选择把握事件的离奇情节，摒弃事件中个体人物的情感体验。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北京暴雨罹难人数已达77人”，作为观众的我们，多数人顶多也就能记下“77”这么个统计学意义的数字，淡定或者悠闲。有多少人去想象过他们的不幸遭遇带给亲人朋友的巨大悲痛？有多少人去想象过他们在灾难中如何用尽全力艰难求生？有多少人去想象过在那最后的时刻——求生无望之后和死神袭来之前——他们在思考什么，在眷念什么？有多少人会为之叹息，哀悼，流泪？有多少人？……
　　必须承认，我们的这种信息选择模式是冷酷的，无情的，是非人性的，是看客心理的内核。这样下去，全社会的人都成为看客，大家都把新闻报道中的事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把其中的人物的悲欢作为调侃的笑料，并且乐此不疲。这时候，价值判断没有了，道德准绳没有了，甚至连基本的事件真实也不再追究……然则我们的新闻报道还有多大的存在价值？然而恰恰因为我们的乐此不疲，那些媒体人中的“明眼人”也便知道了投其所好，所以有了媒体的猎奇。再反过来，那些道德衡量不被加诸其中的单纯猎奇的负面新闻报道长期影响社会，相应的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就慢慢松散直至解体了。八卦小报花边新闻长期炒作各种婚变导致婚姻道德滑坡是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的。归结起来，这是一个环形的公式：无情的我们造就了一个无情的媒体世界，无情的媒体世界又造就了一个无情的社会，而无情的社会终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这样讲好像有些悲观，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尝试着换一种心态，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关注世界。首先，尝试着去发现自己，发现一个更真实的，更人性的自己，多抽空和自己的内心进行一些坦诚的沟通；然后，把对自己的期望也放诸他人身上想想，多试着去理解他人，走进他人的内心，像走进自己的内心一样。把这种思维方式培育成为一种习惯，当终于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在无限遥远的地方，有无数多的人，他们都和我有关”，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生命个体。如果所有人都能有这种尝试，或者至少有这种意识，哪怕只是偶尔闪现，只要有，便是进了很大一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有一个阳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