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笔挥毫，简牍尽墨，熔铸着一腔热血和一身傲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塑造出万世景仰，百代躬行。
　　孟子的精神是一种属于青春的精神。《孟子》的精魂是一种指导着青春精神的精魂。
　　这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是一个奔走呼号不被正视的时代。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动荡的天下和流离的民众，孟子没有选择逃避，没有选择曳尾涂中或是梦中化蝶，他的担当是“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用他的呼唤扫除这个时代良知的泯灭，弥补人性的缺失。“非予觉之而谁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是怎样的一种自信，又是一种怎样的使命感。横渠之句，千年振聋发聩，中华历史中不乏胸怀苍生心系天下的先贤，是他们构筑着这个民族挺拔的脊梁。当把天下苍生的福祉装进心里，扛在肩上的时候，由不得不自信，而这自信，早已无关本体的荣辱，无关物质的授受，变成了前行之始、力量之源。“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在外人看来近乎癫狂的自信，绝不是恃才放旷目无他物，而是源自他肩上的重任，以及脚下的远道。作为中华独立知识分子的高标，孟子挣脱桎梏，“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责任让他坚定，品性让他耿介。
　　孟子是儒士的高标，但也有难掩的“侠骨”。同处士的阶层，儒士处于上层，关注社会的建构；侠士处于下层，关心百姓的疾苦。先秦诸子之中，韩非是冷峻的，孔子是温和的，只有孟子是炽热的。面对屠刀扬起的疆场，他疾呼“仁者无敌”，虽然有一丝落寞英雄的不识时务，但始终无法隐藏他苍凉背后滚烫的血液。他试图用这血液融化世间所有的征伐、所有的奸邪和恶意，试图用这血液涂抹出天地间日出前绚烂的朝霞，宣示黎明的到来。他是理想主义者，但并不是在空想；他是务实主义者，但不被现实桎梏。他是“圣”而不是“神”，“圣”字，有后土作为基磐，不会脱离基础。可以被后世景仰，却不用顶礼膜拜；可以被奉为偶像，但更要效法师之。
　　孟子是第一个高举“义旗”的人，而“侠义”往往是不可分的。孟子之义，是春秋大义，无关自我，不论得失，用燃烧自己的温度温暖冰冷的世道人心；孟子之义，是天经地义，民生为本，礼教皇皇，用口舌之辩的力量构建未来的社会基石。他手无寸铁，仍旧对抗着大动荡之中所有的阴霾。“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孟子之侠，不桀骜，不放荡，从容中坚定不移。孟子之侠，不在倚剑破军的形式，而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侠肝义胆，剑胆琴心。
　　孟子赋予中华民族以“民本”的智慧，民本二字，把黎民当做社会稳固的基磐，把民众当做社会的原点。孟子之民本，不是空中楼阁，而是重民生、察民意、体民情的躬行。
　　民生，生民之业也，不仅关乎统治的稳固和繁荣，更关系到每一个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五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构成了整个社会向好向善的基磐。民生是天，生民是道。“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民生的改善便是社会一切进步的源泉。在某种意义上，一家不饥寒谓之“小康”，举世不饥寒便是“大同”。
　　孟子几乎是第一个高呼“民意”的先哲。在君权无可争辩的作为主导的年代，民意往往是不被重视的，由是而来的社会动荡数见不鲜。孟子以非凡的胆识敢于冒着触怒君主的危险高呼“民意”，巧妙地为这个横亘千年之久的难题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可能。君权来自天授，“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矣”，君王因此为所欲为。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权便有了“神授”和“民授”的双重意味。虽然“民授”只是“神授”的手段，但民意由此得到的尊重仍是人性解放的历程中高山仰止的丰碑。“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为统治者行“仁政”提供着合法合理的基础。“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让统治者警觉丧钟为谁而鸣。
　　“民生”的实现，靠的是统治者的自觉，未免随意。“民意”，便也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为此，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权”作为改善民生、表达民意的保障，亦作惩恶扬善的权杖。“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不堪为君之君，在孟子眼中，只能算作“独夫”，民权高举在警  醒着后继之君重天意便是重民意，重社稷便是重民生。
　　美利坚的国父们宣告“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无产阶级的导师说“一切人的发展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条件”，新中国破晓的时刻，元勋们将国名中的“民”字郑重地改为“人民”，宣示出对人性的珍视、对人权的尊重。共和国领航者将“以人为本”写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上，是“民本”思想穿越时空，仍闪烁着人性永恒的光芒。
　　但孟子的“民本”，是“君主民本”。找到了出发点，却迷失了落脚点。“民本”和“人本”、“民权”和“人权”、“民意”和“民主”却相去甚远。人民是历史的书写者，是构成国家大厦的支柱，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互动不能只是单向的、被动的、偶发的，而是要真正互动、共生、和谐。这便是我们珍视的人权，便是民有、民享、民治的公权力，便是臻于完美中的尽善尽美。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试图用道德的力量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是将“仁”从思想上升到理论，让其落地生根的人。中华社会以血缘、地缘、人缘为基础，西方社会以契约合同为基础。仁是“亲亲之爱”，纵向是慈孝、横向是悌，亲情便是维系社会天然的纽带和基础。这种基础源自于人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关于性善的主张夯实和佐证着“亲亲之爱”的基础。“规矩，方圆之至也”，这是一种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各有所养、各行其是却又并行不悖的和谐。
　　仁的方法是“忠恕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亲亲之爱”推而广之、泛而化之，才有“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道之行”。
　　但“忠恕之道”并非尽善尽美的，“仁爱”是博爱，往往带来泛滥，导致纵容。这就意味着“仁爱”的推广必须要有所取舍，这种取舍便源自是非判断，源自“恻隐之心”。孟子是务实的，他用“恻隐之心”给了我们一个施行“仁爱”的底线。“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君臣之间尚有所取舍，何况其他？
　　孟子关于“亲亲之爱”的夯实，关于“忠恕之道”的推广，关于“恻隐之心”的界定，便构成了“义”。义的基础是人性、核心是道德、关键在取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给予了方向与前途，义指出了道路与方式。孟子证明理想社会不仅存在于设想，也可以通过实践来抵达。义的始终，贯彻着中华朴素的辩证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义在尝试平衡各种关系和因素，给我们以一种平衡中稳固的姿态安身立命。人生在世，无外乎平衡二字。理性也好，感性也罢，无论眼界或是世界，无论当下或是远方，一切的一切，仅仅需要恰如其分的安置，因为过犹不及。固我，忘我，无我，方能有真我。大象无形是也。理性平衡深入，才能培养敏锐，锻造洞悉，便是冷眼向洋吧。牢牢捍卫本体，执中，守节，应有中正仁和的情怀，建极绥猷的气象。体察所凭所倚，所失所得，看万象更新。
　　义是维系社会的准则，更是修身养性的根本。中国人所信仰的天圆地方，投影到个人，便是外圆内方的立身品格，外化内不化的处事方式。义是一种准则和信仰，一种秉持。默默引导着生存的分秒，并在需要时迸发出力量。中华民族是讲风骨重品行的，见义勇为、舍身就义其实源自对“义”的共同景仰。义是一种方法和姿态，一种导航。“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囿于得失的时候，提醒我们以大义为重，不放弃任何潜在的可能；在无路可走的时候，给以绝地反击的力量，不错过任何转化的机会。
　　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其穿透时空变幻引起心弦共鸣的魔力；在于其寥寥数语却力透纸背，洞悉世事的深邃；在于其能弥六合、履沧桑，在岁月周转消逝间给生活以智慧、人生以启迪、社会以方向、民族以品格。韶华易逝，历久弥新，温暖着消磨中几近苍凉的心灵，鼓舞着征途中蹒跚跋涉的步履。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心灵？是什么铸就了我们的骨骼？大千世界，答案可能千头万绪。但中华民族的基因，正是来自古圣先贤智慧的只言片语，从我们先祖的心田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荫庇至今。当坚船利炮惊醒天朝迷梦中的呓语，我们曾经迷失过、迟疑过，也曾经认为是文化让我们的复兴进程苦不堪言。但当我们再一次站在时代潮头的时候，也许会发现，出路仍旧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却已丢失了太多。伟大复兴，是历史给当世国人的命题。作为青年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像孟子一样的担当，担当起“再造之业”，没有任何借口去迟疑，哪怕丝毫。前路坎坷不羸弱，征途凹凼不畏惧。独立、秉持、务实、达观，便是孟子留给我们路途中的锦囊，远航中的风帆。
　　《孟子》的精魂与孟子的精神，是一种青春的态度，是一种关乎青春的感召。管窥《孟子》，在世道与人心之间游刃有余，拭去时间的风尘，超越灵魂的界限，让我们在逆境中豁然开朗，坦然微笑；也让我们在阗静的深夜掩卷而思，奋起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