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唐到安史之乱，这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到底造就了怎样的杜甫？泡上一壶茶吧，我与你慢慢说。
一、沉郁顿挫的诗风
想当年，杜甫何尝不是潇洒恣意、踌躇满志的热血青年。一曲“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将纵横天地的放逸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又是怎样的狂放和自信。那自信便如一颗炸弹，只要一点燃火线，便能引爆整个地球，颠覆整个宇宙。郭沫若笔下的“天狗”、“女神”也未必有这样的能耐。因为杜公的嚣张内敛却霸气，比之郭沫若的外显更具文学爆发力和破坏力。还有谁敢说杜甫在浪漫主义上的造诣不深呢？
不过，世事无常，乐极生悲。谁料得，十年围困长安，八年安史之乱，打破了杜子美的所有幻想。当理想被现实一次次无情地击碎时，生命的压力无限制增加，而当压力超越承受极限，生命浓缩的能量随即爆发。正如玉米粒在强压下变成美味的爆米花，杜甫亦在生命压力下发酵内心的悲苦。这“恰似一江春水”的悲苦发酵成沼气，带着火花在笔尖上跳舞。那火花欲烧光人间的黑暗，欲刺穿阴霾、普照众生。于是乎，伟大的“诗圣”在磨砺中诞生。一部沉郁顿挫的变乱时代“诗史”将杜甫的名字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二、救国救民的壮志
从“昭阳殿里第一人”到“血污游魂自不得”，《哀江头》叙说了杨贵妃的极端悲剧。但当悲剧的制造者，最终也成为了悲剧的主角时，就更应该回过头来思考这一悲剧的起因。杜甫以极委婉的手法诉说了一个道理：山河破碎的原由在于皇帝贵妃们的骄奢淫逸，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吞下自己种出的苦果，作者和读者的同情心也就容易被鉴戒之心和批判之意所冲淡，而杜公子美的国殇却愈发显得沉痛深邃。
白露凋伤了枫叶，丛菊哀放在他乡，《秋兴八首》的萧瑟，便是那冬日里的冰水，让人从头凉到脚，当然，心最凉。“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此一句写景物晦暗萧瑟之状，在写实中寓托着欲驳不平之气。波浪兼天，风云接地，既是眼前实景，又喻指国家局势的动荡不安。忧国忧民已然成为杜甫的一种习惯，浸入血液，深入骨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创作。
再看《登岳阳楼》，“不过四十字耳，其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呼者”。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到“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再到“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颈、颔、尾三联之意境由宽阔转入狭窄再转为宽阔，其伤时忧世的沉郁毫无遮掩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浦起龙曾说“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空阔之境往往能激发人们的飘零之感。望着漂浮在洞庭湖上的日月星辰和宇宙苍穹，杜甫却只有孤零零的一只船伴随着自己，沧海一粟的渺小感充斥在字里行间。但忧己从来不是杜公的终极目的，感叹生命的渺小更多是对自己无法改变局势、拯救国家人民的惋惜和无奈。想起北方的战事又起，百姓又遭生灵涂炭，杜公为国为民为己凭轩流泪。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杜公哭得酣畅，也哭得悲壮。
高中语文老师对杜甫有这样一句评价：杜甫是子贡植于孔子坟前的一棵楷树，后来的n多大师都扛不动他的一根枝。个人认为说得极好。杜诗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带着浓重的儒家思想色彩。杜甫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恰恰承接了孔子的历史使命。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完成了作家作为社会底层人民代言人，而非上层人物歌功颂德者的历史使命。“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虽只无用、仍热肠挂住，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实写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对残酷现实的极端讽刺和震撼心魂的怨怒；“三吏”、“三别”，是他对底层人民家破人亡、生活悲苦的悲悯和同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是他欲拯救天下苍生的迫切心愿。这份“未敢位卑忘忧国”的执着，让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更显卓著而深邃。
转眼当下，且不说如杜公般为民忧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就是那最基本的道德诚信也已经被膨胀的物欲侵蚀殆尽。苏丹红、毒豇豆、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瘦肉精、染色馒头……这一系列的名词，让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些道德缺失的标志，或许真能锻造出现代版的“西毒欧阳锋”。而温家宝总理的告诫“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在碰上官员腐败等现实利益分配问题时，也难免会有作秀的嫌疑。于是，我一直想问，当社会整体性道德缺失时，民族灵魂该安放在何处？整个民族该向何处去？
唐朝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杜公在不断发出责任的讯号，虽然微弱却不能忽视。对战争对人性的研读他一直坚守，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他从未放弃。他在人群之上利益之外追寻被人群遗忘了的终极命题，带着人群的全部困惑和痛苦而走出人群，去与天空商量，与更高的存在商量，与横卧在远方也横卧在我们内心深处的“绝对”商量，然后将思想的星光带给人群，带进生存的夜晚。因为责任，杜公或许不能像李白、苏轼一样潇洒恣意，但在某种意义上更令人敬仰。
三、坚守人格的傲骨
人们只知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却不知杜甫亦有“吾不心为物役”的傲骨。事实上，在封建社会中，封建文化如封建大机器上一个随意的零配件，被封建统治者或掌权者任意装上或卸下。而传统的儒家文化规定，读书做官是年轻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因此，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若想获取向往的社会角色，就必须付出自己的人格，但诗人不愿意。他们便由此陷入成为统治者的言论工具与保持完整独立的自我人格的理想矛盾中，至始至终在此岸与彼岸间挣扎。正如杜甫，正如李白，对于他们来说，通向封建权力的太门太矮，需要他们弯着腰、弓着背才得进。但他们不甘，依然昂首挺胸地走入，势必会被撞得头破血流。最终只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以表面的得意、欢乐来掩盖来自灵魂深处、侵入骨髓的忧郁。这忧郁便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性忧郁，是渴望用世却怀才不遇的无奈，也是拿乐的酒瓶装满瓶忧愁，在快乐和忧愁之间的苦苦挣扎。
杜甫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信念，直击封建统治的腐败与黑暗，其实他内心是矛盾的。他不想得罪封建掌权者，因为自己的政治抱负都必须通过封建统治阶级才能实现；但他又不得不得罪他们，因为他无法忍受统治者对百姓的肆意迫害，也无法逃避为百姓发言的责任和使命。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是个人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矛盾，而杜甫最终坚守了文人的责任和人格，宁为百姓死，不向权低头，如此傲骨着实令人钦佩。
如果说，李白如绚烂的花茶，张扬而多变；苏轼如清新的绿茶，恣意而潇洒；那么杜甫就是滋味醇厚的普洱茶，沉重而深邃。而杜公最后的死亡，没有战死沙场的悲壮，亦没有李太白捞月的神秘梦幻，却有着百姓式的悲凉和凄戚，让人在感伤之余，怀有期待——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或许是生命的重启。
茶品完了，故事却还没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