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原名恭兰、淑兰，字德馥，笔名淦女士、大绮、吴仪、漱峦、易安、沅君等，现代文学史家、戏曲史家、作家，一级教授，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冯沅君父亲冯台异，字树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曾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后任湖北省崇阳县知县。冯台异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在家设书房请“教读师爷”，为其长子友兰、二子景兰及女儿沅君讲授古文、算学、写字、作文。年幼的冯沅君喜爱读古文，尤爱读唐诗，十一二岁时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后来，冯沅君的大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冯沅君在家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吟诗作赋；另一方面大量阅读大兄、二兄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思想。1917年秋，冯沅君说服母亲，随长兄冯友兰到北京，入考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冯沅君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1925年起，冯沅君先后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1929年1月24日，与三峡文学研究家陆侃如在上海结婚。1932年，他们考取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班，专事古典词曲的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出版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上海女子书店)。冯沅君1935年回国，先后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青岛山东大学等校中文系担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仍继续古典文学、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被誉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史家。这期间出版了《张玉田年谱》、《古优解》、《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古剧说汇》等，并与陆侃如合著《中国诗史》、《南戏拾遗》等书。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冯沅君夫妇在留法期间，曾参加了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组织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他们在巴黎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由冯沅君夫妇负责编辑，为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尽了绵薄之力。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文艺问题，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译本问题。在这里他们结交了很多法国和中国朋友，从而拓宽了他们的思想和文学视野。他们的心胸和眼界，已经逐渐经历了一个由民族扩展到世界，由世界进一步扩展到全人类的过程。此刻，在冯沅君的心底，正酝酿着更为开朗、广阔的发展自己的宏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冯沅君夫妇同千百万善良的人们一样，沉浸在无比喜悦和激动之中。不久，他们夫妇就随东北大学复校抵达沈阳，1947年夏又应聘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在忙于教书、理家的间隙之中，她继续进行古剧的研究，从而一鼓作气写出了《元杂剧中的〈东墙记〉》、《记侯正卿》、《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价》等文。在此期间，冯沅君还写了一部专著《古剧说汇》，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之后，中国戏曲史上又一辉煌巨著，她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宋元戏曲的形式、创作和演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对进一步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同时，还译出了《法国歌曲的价值及其发展》、《法国的新文学》、《人民颂》等数十篇（首）法国文艺作品。在法国歌曲《人民颂》译文的后面，冯沅君特意附加了一段文字：“法国以革命后的崭新姿态出现于十九世纪，所以这首歌曲的风度也极明快、矫健、坚定，纵与《马赛曲》不全同（时代也略晚些），实可说是一家眷属。读这类作品，我们会看到个前途光明的新兴人群，且不免有后视今犹今之视昔之感。”这里，冯沅君用含蓄的言语表明，她们的心境情怀已经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了。她正是在这样愉快的心情中，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冯沅君积极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之中，她曾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1963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中文系一级教授。在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之余，她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她受教育部的委托，同游国恩、王起教授等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6），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的中国文学史课，提供了讲授的依据，后又与北京大学木庚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这部在全国影响颇大的书，选注了一千多首历代脍炙人口的诗歌，为全国的大学中文系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教材。50年代和60年代的前几年，冯沅君心情开朗，文思活跃，写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从1923年的秋天开始，她接连写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四篇小说。这四篇小说虽然各自独立成篇，而其内容、思想却彼此息息相通，小说所表现的女主人公一方面是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对旧礼教以死抗争的勇气和行动。冯沅君笔下与旧礼教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的形象，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一代读者，给20年代中国新文坛带来了清新、绮丽的气氛，引起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于是，为爱而写作的“淦女士”（冯沅君笔名）一时成为20年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1926年，四个短篇结集后取名《卷施》，编入鲁迅先生编辑的《乌合丛书》之六，由北新书局出版。1935年鲁迅先生把其中的《旅行》和《慈母》编入《〈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前言中作了很高的评价。冯沅君文笔犀利，她向旧社会旧礼教挑战的勇敢精神和争取恋爱自由的大胆行动，深得鲁迅先生的赏识。
　　1924年冬，冯沅君被聘为《语丝》的特邀撰稿人。由于受《语丝》的社会批判的影响，她的视线从单一的恋爱自由扫向了更广阔的生活，文笔有了变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她写的杂文，短小精悍，立意鲜明，语言犀利，表现出了一个追求博爱思想的女作家对现实不满的愤世嫉俗的态度，从而一时轰动了北京的新闻界，更轰动了文坛。冯沅君在文学创作上独特的才能和惊人的魅力深受后代读者赞赏。可以说，在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进入了苏雪林、庐隐、冰心、谢冰莹等的不朽行列。
　　在《学文》第二卷第六期（总第八期）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冯沅君是北大的第一个女研究生，她最早发表的小说署名“淦女士”，接着又创作了带着自传性质的小说《春痕》。
　　冯沅君是位事业心很强的人，自然不甘心婚后充当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主妇的角色。1930年秋天，她又只身应聘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北京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等级森严，以往没有女教师登过讲坛，而年仅30岁的冯沅君却开此先河，登上北大讲坛给学生授课。她讲得充实而谨严，令人肃然起敬，从而站稳了大学讲坛，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学女教师之一。
　　她还是登台演戏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唤醒了一代有头脑、有作为的男女青年。冯沅君，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青年女性，受到了这个伟大运动的感召，勇敢地拿起了笔，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古装话剧，并亲自粉墨登场，扮演了剧中众矢之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典型人物焦母。女大学生登台演戏在北京是头一遭，故而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连演三天，第一天满座，第二天以后就连窗户外边挤满了人，盛况空前。北大、清华的师生们还开了专车前往观看，李大钊先生偕夫人带着女儿前去助威，鲁迅先生和川岛先生亦都来看过戏。《孔雀东南飞》的演出，使冯沅君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人写文章说冯沅君此时是“名满京华”。
　　冯沅君与陆侃如合著的《中国诗史》，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诗歌史专著。
　　冯沅君与陆侃如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则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俄、捷克和罗马尼亚文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本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冯沅君与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后由作家出版社重版，被论者称为“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
　　冯沅君又是新中国第一位女一级教授。
　　冯沅君一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成就在古剧研究方面。《古优解》、《古剧说汇》是她的卓越的研究成果。而冯沅君学术成就的另一方面是和陆侃如携手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他们联袂合作的第一部著作《中国诗史》，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鲁迅先生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文献。直到今天，这部放射着耀目光彩的《中国诗史》，仍然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诗歌史专著。1932年，他们夫妇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此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是一部难得的佳作，被毛泽东同志当作经常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发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中国文学专史的力作。这部诗史以史为序，着重论述诗体的兴替和评论风格不同的重要诗人，展示出中国诗歌发展的面貌。根据两人的分工，冯沅君撰写了宋元明清诗史。这一部分，此前尚没有人作过研究，特别是第四编《散曲及其他》更是一片处女地，编纂具有拓荒的意义。冯沅君将当时尚不登大雅之堂的元明散曲及清代俗曲，当作中国诗歌的主流，而不论述元明清三代诗词，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将以前不为学者重视的散曲、俗曲编入到了诗史中来，拓宽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冯沅君逝世后，由袁士硕汇编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