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6月18日上午，OFDI（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山东大学、法国雷恩一大、巴黎十大联合主办。法国雷恩一大施云南教授和Francoise Hay教授、巴黎第十大学Christian Milelli教授以及经济学院副院长綦建红教授、王健博士分别作专题学术报告。　
    施云南教授作了题为“中国OFDI特点及中国企业在欧洲策略”的报告。文章利用XLSTAT软件，采用多元对应分析法（Multiple correspondence）分析中国OFDI的特征，他认为，对于中国香港，2002年以后，其主要采取并购的模式投资于欧洲的各种服务业，英国是其首选。对于中国大陆，2002年以后的投资主要采取绿地投资模式投资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比卢联盟以及中欧国家的信息产业。另外，中国在电子设备、食品加工、钢铁制造以及化学等行业的多样化投资是欧洲，尤其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所需要的。至于中国在欧洲的策略，他说三种策略应该为中国企业所采纳：垂直一体化、根源于内部竞争的创新性产品生产、力争成为行业或部门的领军企业。然后，他列举了中国跨国企业在通讯设备、汽车制造以及远洋运输和港口管理三个行业对应的案例，以详细介绍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状况。施云南教授认为中国对欧洲的OFDI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欧洲的贸易赤字和工资压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必然要求中国政府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以及国内市场的继续开放。
    Francoise Hay教授作了题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期望、现实——以中国和印度为例”的精彩演讲。首先，报告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介绍了中印两国在欧洲的投资现状。宏观方面，以2000年为拐点，中国和印度的OFDI在2002年之后都经历了迅速增长，中国的OFDI在存量上要大于印度，中国的OFDI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印度的OFDI分布在发达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在欧洲的OFDI仅占其总量的3%，而印度为36%。另外，中国的OFDI主要由国企来实施的，但近年来，民营企业OFDI比重也在逐步增加。微观层面，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在欧洲的OFDI主要是为了开拓市场和获得特殊资产。他还指出，在OFDI的进入模式选择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和印度企业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欧洲，而绿地投资所占比重趋于缩小；区位选择方面，英国和德国是中印最大的投资国；产业选择方面，中国主要投资于设备制造、汽车等产业，而印度的OFDI则主要流向了IT产业和生物化学产业。最后，Francoise Hay教授结合金融危机的影响，建议中印OFDI应重点投资于资源开采业，还应重视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
    Christian Milelli教授以中国企业在欧洲和非洲OFDI不同现状和特点为视角，对比分析了中国企业OFDI的特殊优势、主要动机、中国企业海外认知度以及海外扩张的成与败。一方面，关于中国企业在欧洲和非洲投资的期望和现实。首先，Christian Milelli教授采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经典对外投资理论，对中国的OFDI进行了深刻分析。关于中国企业OFDI的特殊优势，她认为，除了技术创新、充足的储蓄等所有权优势和中国低生产成本、高速经济增长、巨大的国内市场等整体经济环境优势外，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税收激励、资金融通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国企业OFDI的独特优势。然后，她分别从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三个层面对比分析了中国企业在欧洲和非洲的不同特点。她认为，中国在欧洲的OFDI主要是为了开拓市场的市场寻求型投资以及为了获得知识、技术溢出的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相比之下，在非洲的投资主要是由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发起的资源寻求型的投资。另一方面，她将最直接的关于中国企业在欧洲成败得失的资料呈现给大家。她认为，与跨国并购相比，采取绿地投资模式的中国OFDI企业更容易成功。她还列举了许多通过绿地投资走向成功的中国企业的案例，如华为、中兴、海尔、海信等。关于欧洲对中国企业和产品的评价，她强调“印象”还是主导欧洲消费者和生产者观念的最主要因素。
    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OFDI规模的不断膨胀引发了人们对于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挤出”效应和扩大内需政策的担忧。以此为背景，綦建红教授结合相关文献和理论分析，从实证角度证实了OFDI对中国资本形成不但没有挤出效应，反而会促进中国国内资本形成。她首先运用中国面板数据，验证中国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挤入”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作用比之全国水平和中西部地区都要显著。作为对产生这种现象原因的解释，她又进一步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方法对所建立的门槛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OFDI存在一个门槛，而影响OFDI发挥促进国内资本形成的出口则存在三个门槛。结合不同省份OFDI和出口规模大小，她详细阐述了地区差异的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个省份的OFDI和出口规模较大，在跨越OFDI和出口门槛方面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使得在更高的门槛值以上，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她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鼓励中西部OFDI走出去、政府引导投资产业和区位流向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学院王健博士从东道国政府政策角度，研究其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报告建立在邓宁东道国政策、政府干预可以影响FDI的理论基础之上，将政府管理表述为政府社会责任感、社会稳定性、政府效率、管制质量、法律法规和对贿赂的控制等方面。模型中控制变量为市场规模、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文化关系、汇率、外资政策。最小二乘法回归表明，东道国政府管理与其吸收中国FDI的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即一国政府管理质量越差，吸收中国的FDI越多。通过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政府的管理对于接纳中国FDI较少的国家来说，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很大且很显著；而对于吸收中国FDI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东道国政府管理对中国的OFDI影响很小且不显著。为验证结论的可靠性，该研究又进行了“等价检验”，从而接受了前面的结论。该研究表明，东道国不健全的政府管理，如腐败现象等对中国的OFDI不见得是件坏事；中国政府在加强与东道国交往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张丽娟教授主持研讨会，经济学院张宏教授、陈强副教授、郑英梅老师以及国际贸易、世界经济专业部分研究生参加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