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9月19日下午，著名学者杜维运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在邵逸夫科学馆带来了题为《史学方法与史学家的气质》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和杜维运教授的学生、台湾著名学者、原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台大历史学报》前主编古伟瀛教授共同主持。
    王学典教授首先介绍了杜维运教授的传奇经历，特别是在1946年、1948年曾两次考取山大但最终失之交臂。因此，王学典教授特别强调杜维运教授本次讲座为“圆梦之旅”的重要意义。
    杜维运教授的报告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括史学方法及史家气质。他认为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浩如烟海的资料及复杂的人类活动指引着史家前进，在前进中，史家兼顾古今，不但要注意现实，也要为古人设身处地的思考。为此，史家不但要有理论、技术，也必须拥有非工具性的优美的气质。如果气质不优美，则将最终破坏历史的整体性。杜维运教授认为，在历史研究的收集材料、考证材料、消化吸收材料的三个阶段必须分别拥有耐心、细心、气平、情正、宽容、谦虚等气质。分而言之，在收集材料阶段，史家必须有相当的耐心，对史家来说，最费功夫的就是寻找材料阶段，为此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就必须有“在档案室中，入时为黑发青年，出时为白发老人”的耐心；在考证材料阶段，史家必须有相应的谨严精神。综观古今中外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十之八九都是在探讨史料选择问题。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最大特色就是谨严，其程度古今罕有，正是如此，《资治通鉴》流芳万世，而清代史家赵翼则心焦气躁，所以错误连篇；在消化吸收材料阶段，史家必须有气平、宽容、谦虚的气质，不能动辄发脾气。对此，杜维运教授分别以班固、司马迁、顾炎武进行阐释，他认为，《汉书》的优点在于性情温和、措辞优雅，以断代史写通史，保存了大量史料；《史记》把汉帝国的最大敌人项羽列入本纪、把孔子列入世家，《日知录》几乎尽善尽美，几百年来很难对之批评；这些一切都与作者们的谦和、宽容气质密不可分。在此，杜维运教授谈到，如果没有《史记》把孔子列入“世家”，以后两千多年孔子是否在中国思想史中能有显赫地位就很难说，两千多年来的思想史就可能要改写。《史记》在当时阶段，把视野扩及到游侠、术士等并且以“列传”总而廓之而为主要部分，所以不能只视为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当时是司马迁当时所知的整个世界的历史及全体人民的历史。史家必须具有自知之明，司马光史学方面具有一流才能，政治则属于二流，所以只能写好《资治通鉴》，而当宰相则一塌糊涂；王安石则在文学、政治方面一流，但在史学方面则属二流，所以政治方面轰轰烈烈，但其思想就很难流传后世；后现代主义虽有各种问题，但在提供各种各样的历史写作方式方面成就巨大。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杜维运教授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刘勰为例具体讲述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品质。他认为，四位史学家成就巨大，但都有所缺点，比如有些史家火气过大等。他说，《史通》为世界上最早的史学方法及理论著作；从《文史通义》中可以看出章学诚有一定的忧郁症倾向；《文心雕龙》文辞优美，叙事精要，不但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更是一部上乘的史学著作；在所有的中国史学著作中，《左传》最为理想，无论是在史学气质还是史学方法方面皆为中国史学的上乘之作。
    最后，王学典教授及古伟瀛教授对杜维运教授的报告作了点评。在点评中，王学典教授就史学家是否应当具有”火气”、具有火气是否影响史家呈现历史本身及史家个性与史著特色与杜维运教授进行探讨，古伟瀛教授则从后现代史学与现代史学之关系及后现代史学对现代史学的深入程度和切入点等的角度进行了精彩总结。在互动环节中，在座师生积极思考，就史学方法及理论怎样落实于具体的历史写作、什么是真实历史及历史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呈现历史本身、中西史学比较及中国史学的起源问题与史官制度、科学与史学文学之关系、史学家本身职责及与现实关系、历史学的作用如何在当代社会呈现等问题，踊跃提问。三位历史学家对相关问题作了详尽深刻的解答。
    此次杜维运教授的系列讲座共有三场，是山东大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一，也是学校建校110周年学术讲座的重要部分。文史哲研究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等相关专业教师、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及外校相关学者100多人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杜维运，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维运教授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撰有《史学方法论》、《中国史学史》、《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传》、《忧患与史学》等多种重要论著，是20世纪在史学理论、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领域最富建树的权威学者之一，在大陆、港台乃至整个华人学术世界均享有盛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