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9月20日上午，著名学者杜维运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在邵逸夫科学馆带来了题为《中西史学的会通》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和杜维运教授的学生、台湾著名学者、原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台大历史学报》前主编古伟瀛教授共同主持。
     在报告前，杜维运教授首先预祝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圆满成功，并以山大在加拿大《世界日报》排名进入中国大陆前9名为例，希望山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早日迈进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杜维运教授的报告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括中西史学的会通。他认为有人类的地方不一定有历史，有历史的地方不一定有史学，史学的产生必须有相当的文明作为积淀。在整个人类史上，史学最为发达的地区为中国和西方，除此之外，阿拉伯世界的史学虽然有相当程度，但难以与中西史学相匹敌。中国史学从上古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周边国家民族史学深受影响，与之相应，西方史学也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但作为世界史学的两大遗产，直到晚清民国之际两者才相遇。之后，西方史学优秀于中国史学的论调甚嚣尘上，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的代表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以“四弊二病三恶果”总结中国史学。基本上，到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中国总体落后于西方成为共识，而在西方，在非西方国家民族没有历史观念上则达成一致。杜维运教授认为，综而观之，中西史学各有优劣，都不是一种史学的理想型态，因此，心平气和的中西史学会通才是走向理想史学型态的正途，相互之间的攻击贬斥没有多大意义。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杜维运教授纵论了中西史学会通的层次及如何实现。他认为，中西史学的会通应分为三个层次：思想会通、理论会通、方法会通。在思想层次，主要是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和平思想、大同思想与西方“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之间的会通。具体而言，经世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春秋》的主要作用就表现为经世，用历史辅助政治，正是如此，“资治”两字基本上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史学，而到司马光则直接把自己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和平思想是《春秋》大一统的应有之义。所谓“大一统”就在于人们在一起过一致的和平的幸福生活。就中国历史来说，如果没有和平思想，春秋战国的情势将会保持不变，则中国历史将会与西方历史无异。两千多年来中国保持分合局面而以统一为主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维系。所以，在古代中国史书中，对文景之治大加称赞而对秦皇汉武批评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连带的大同思想的深入人心。杜维运教授认为，就西方思想来说，虽然有所谓“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过去的历史”之说，但总体来看，西方史学的政治化倾向并不严重，相反，“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却是深入人心，在此思想中，历史学的尊严得到捍卫。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史，如果不能从野蛮走向文明，历史将归之无用。史学必须超然于政治之上，如果只为政治，作用必然有限；在理论层次，杜维运教授认为纵观历史，有很多历史理论，比如属于历史发展论的直线发展论、进化论、退化论、循环论等，属于历史性质的相对论、绝对论、唯物论、唯心论等，属于写史理论的求真、阙疑、记实、虚己、平情、善善、恶恶等。而在中国，从孟子直到清末流行的是循环论与绝对论。杜维运教授说，为了如实呈现历史，就必须多角度看历史，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也为看历史提供了不少新角度。在方法层次，方法的会通，标志着中西史学会通的完成，具体到实践中，最主要的就是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儒家五经作为取舍标准，到魏晋则以“聚群籍考其是非而辨其异同”，到《资治通鉴》，司马光则通过编目、长编、通鉴的彻底归纳法来写就，反观西方史学则过于注重修辞、想象的运用，虽有象修昔底德这样完全通过想象写就的伯利克里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但与中国史学相比，西方史学史料的厚重度明显不足。所以，在方法上，如果两者适当会通，史学将趋于完美。在演讲中，杜维运教授结合自身的经历，特别是写《史学方法论》的过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最后，古伟瀛教授和王学典教授对杜维运教授的报告作了点评。古伟瀛教授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史无定法”，会通的成功与否在于多大程度上呈现历史，在会通中，有效精确的翻译是会通的重要条件；古代中国史学之所以优于西方与中国三代以来的史官制度密切相关。王学典教授则就怎样在历史书写中打通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阐释，认为虽然“史无定法”，但从历史文本角度，历史叙述可以分为三种方法：考据学方法、史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其中考据学方法在于弄清史实，最为基础；史学方法要再现历史过程，处于二者中间；哲学方法则在于通释、综贯史料，在此过程中，必然包括历史学家的某些预设。而20世纪总的来看，相对于文学哲学领域，史学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历史学的这种中间地位及在现代西方知识分类中无需转换可以与之直接对接。在互动环节中，在座师生积极思考，就在会通过程中怎样避免“食洋不化”与“食古不化”问题、英国史学家与俄国史学家的差异、历史剧编剧与职业史学家的区别、制度设计在会通中的重要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与柏杨《中国史纲》的评价等问题，踊跃提问。三位历史学家对相关问题作了详尽深刻的解答。
    此次杜维运教授的系列讲座共有三场，是山东大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一，也是学校建校110周年学术讲座的重要部分。本次为第二场。文史哲研究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等相关专业教师、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及外校相关学者100多人参加了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