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9月22日下午，著名学者杜维运教授做客山东大学，在邵逸夫科学馆带来了题为《清代史学与史家》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和杜维运教授的学生、台湾著名学者、原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台大历史学报》前主编古伟瀛教授共同主持。
     杜维运教授的报告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总括清代史学及其历史地位。他认为，自民国以来，人们基于民主立场多对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清代史学持否定态度，实际上，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来考察清代史学，这种看法是很有问题的。至少较之于明代，从政治上看，清朝皇帝非常勤政，清代史学著作也远远超越明代。同时，就世界范围来看，清代史家在气质、方法方面，也与当时西方史家最为吻合。所以，那种过度贬斥清代史学的观念是错误的。并且，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范围来看，就古代中国史学来说，有三个史学盛世阶段：魏晋南北朝、宋代、清代。总而言之，如果不了解清代史学，中西史学的会通将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在报告第二部分，杜维运教授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赵翼十位清代史学名家为例分述清代史学。他认为，顾炎武不但是位大经学家，更是大史学家，他宽容、高洁，所著的《日知录》更是清代史学名著，特别是与和他同期的毛奇龄相比较，更显出顾炎武的难能可贵。黄宗羲不但是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开山，《明儒学案》以学术史兼思想史。王夫之则是思想家兼史学家，在王夫之以前，史论内容信息有限，且都是对片段的解说，《读通鉴论》是第一部解释中国历史的史论，在解释历史的艺术性方面，王夫之与西方史家最为吻合。同时，他文章怪异，影响人的力量是中国其他史家所无法比拟的。总而言之，王夫之是古代中国最有希望写一部文明史的史家。万斯同则置身家于不顾，以布衣身份参与撰修明史，正是他的努力，使得《明史》成为官修正史中最好的一部。杜维运教授认为，章学诚的成就远在西方史家维柯和科林伍德之上，他的《文史通义•史德》所讲的是史学家的气质问题而不是史学家的品德，其未写就的《文史通义•圆通》中的设想，与西方史学最为相通。而到乾嘉时代，躬逢盛事，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大史家同时崛起，其中，王鸣盛最为孤傲，钱大昕则博学而温婉，赵翼则由于科举屡屡受挫，以文人转入史家，由于不严谨而导致《廿二史札记》至少有399条错误。报告中，杜维运教授结合自己几十年研究清代史学与史家的经历，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最后，古伟瀛教授及王学典教授对杜维运教授的报告作了点评。在点评中，古伟瀛教授就史家与思想家的关系、维柯与章学诚的比较、社会时势对史家的影响等与杜维运教授进行了探讨。王学典教授则就杜维运教授的系列演讲进行了精彩总结。他认为，通过杜维运教授的三场系列演讲，我们不但对史学家气质、中西史学的会通和清代史学全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同时更通过杜维运教授领略了真正史学大师的风采，增加了我们以后在史学研究中中西会通的自觉性。最后，王学典教授祝愿杜维运教授健康长寿，再次来山大讲学。在互动环节中，在座师生积极思考，就清代官方史学与士人史学之关系、清代史学的阶段性问题、比较史学的困境与美景、十八世纪清代非主流史学家与西方启蒙运动史学家之差异、《日知录》在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的桥梁地位、儒家经学与西方圣经神学特别是圣经考据学与清代乾嘉考据学之异同等问题，踊跃提问。三位历史学家对相关问题作了详尽深刻的解答。
     此次杜维运教授的系列讲座共有三场，是山东大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之一，也是建校110周年学术讲座的重要部分。本次是最后一场。文史哲研究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等相关专业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及外校相关学者100多人参加了此次报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