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近日，文学院颇具影响的学术讲座“新杏坛”迎来了第100期。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先生应邀前来做客，在知新楼C座501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学史的功能与可能”的精彩讲座。讲座由文学院院长郑春主持，来自学院内外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近150人参加活动。
    讲座开始之前，郑春介绍了温儒敏先生的经历、学问和成就，他说，凡是与先生接触过的人，往往会被他身上独特的气质和精神的力量所感染。多年以来，先生始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济世情怀追求自己的学问人生。他积极倡导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薪火相传，满腔热忱地为改善中学语文教育献计献策，不遗余力地向社会推广传播人文经典，赢得了海内外学人的尊重和称誉，这也是我们特别邀请温儒敏先生做客具有标志意义的新杏坛第100期的重要原因。
    讲座伊始，温儒敏先生首先提出了“为什么要学那么多的文学史？”“文学史是进入文学世界的必然途径吗？”“文学史所展示的图景是真实可能的吗？”“文学史叙事必然就是这种线索框架吗？”等问题，引导同学们在思考中进入讲座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文学史”一词。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一章用“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古往今来，质文迭变”来阐述文学发展规律。1904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这标志着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史知识体系在中国出现，其规定“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强调“博学而知文学源流”，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从传统的依赖浸淫式诵习，转为广泛涉猎与研究性把握，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熟悉传统文化。其优点是系统、明晰、便于传播，缺陷是遮蔽了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也使得现代的文学研究越来越理论化、技术化，逐渐成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附庸，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文气越来越少，艺术感也日益淡薄。温儒敏先生主张中国的文学史课应该改一改，宁可少一点“史”，少一点理论，多让学生读书，多一点“文学”。
    之后，温儒敏先生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三篇文章为例，阐述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最主要的三种文学史观。胡适把文学发展看成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每一环各有所工，适应不同时代，即“古人已有古人之文学，今人应创今人之文学”。梁实秋从新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古典的就是健康、均衡、受理性制约的；浪漫则是病态、偏畸、逾越常规的。他指责五四新文学运动是“非常态”的表现，过于推崇情感，到处弥漫抒情主义，属于“嚎啕文学”。周作人从中国文学变迁的大格局中探寻文学自身的矛盾方面，偏向于对文学作宏观的分析。周作人所认同的文学源流是回复传统，其循环文学史观的核心内容是“言志派”和“载道派”，他纠正了进化文学史观的偏颇，说明文学的历史发展不是日臻完善的，构筑文学史不能忽略进化过程中的退化及同期性循环的内容。最后，温儒敏先生对以上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史观进行了总结：胡适的进化文学史观、梁实秋的共时文学史观和周作人的循环文学史观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纠偏，共同构筑了新的对话。温儒敏先生结合同学们的学习现状，寄语在场的同学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要培养问题意识，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形成自己的学术概念，只有有问题、有对话的文章才叫好文章。
    讲座结束后，温儒敏先生与现场同学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详细解答。整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听众座无虚席，现场掌声不断，气氛非常热烈。郑春高度评价了温儒敏先生的讲座。他说，温儒敏先生温文儒雅，理性谦和，不仅名如其人，而且学如其人，文如其人。先生治学的思路、方法和风格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许多人，就像今天这次讲座一样，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学术的尊严和精神的魅力。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著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重要著作；曾获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