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8日（周六），第17期齐鲁大讲坛在山东大学举行，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作题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几个问题”的主题报告。期间， ——“山大视点”网站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俞可平。
    
    ［本站讯］“幸福，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可以讲一下”。周六的下午，山东大学邵馆一楼大厅里，阳光轻洒在人身上，暖暖的，很是舒服。孔子像静静矗立着，默默聆听面前俞可平与记者的交谈。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现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校教授或研究员，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比较政治、中国政治、政府创新、公民社会、全球化、治理与善治。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
    俞可平现在带博士生和博士后，他给同学们上的第一堂课，从来不讲纯学问，而是讲人生，讲哲学，讲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一般，他会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幸福？
    对于个人来说，幸福首先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所以说，幸福不能被取代，不能“被代表”、“被幸福”。个人幸福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政府需要对幸福承担责任，需要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基本的法制和民主的环境，提供公民参与的渠道。与此同时，因为幸福是非常个性的、主观的东西，政府不宜过分代表个体去实现后者的幸福。
    如何幸福？俞可平作了如下解析：一个人，只要做到下面两点，就会感到很幸福，一是尽最大努力为社会进步做些事，二是凭自己的良心、良知做个好人。
    尽最大努力为社会进步做些事
    “尽最大努力为社会进步做些事”，这句话听起来很大，但其实很简单，就像俞可平打的一个比方，“就说清洁工吧，他只要打扫好卫生，尽好自己的职责，就是做到了这点。”“职责”，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说，代表着更多的内容、更多的担当。
    至于自己对社会有多大作用，俞可平说，他只是在为社会进步尽自己的努力。一直以一种孤独姿态做学问的俞可平，谈人权，谈全球化，谈政治改革，谈公民社会。面对这么多敏感话题，很多人会有疑问，他是不是承受着超乎常人所承受的压力？对此，俞可平回应说从未感觉压力有多大，“我懂得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
    采访前一天，俞可平刚从欧洲、美国演讲回来，连续多场活动，全程英文发言，听众包括各国政要、各界名流。如此高负荷的工作运转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丝毫疲惫的痕迹，俞可平称，“我从来没有过失眠，在这类事情上，我更多的会举重若轻”。但有些时候必须“举轻若重”，俞可平同时作了这样的补充。往小里说，他喜欢开车，看到车就想开，这时候就得举轻若重，任何一个差错都是对生命的挑战。往大里说，他在做社会政治改革的研究并提出对策建议时，来不得丝毫马虎，必须极其认真，要“举轻若重”。他要说的话，一定会认真想过，一旦说出去，就不会轻易更改。
    俞可平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高尚是一种力量”。他认为，在中国，高尚对政治家尤为重要，当前社会风气差，关键原因就是部分官员的堕落。中国的政治主导一切，政治家有榜样的力量，所以俞可平“首先要对官员说，做一个高尚的人”。每个人对利益的追求都不应被否认，正当的利益都应受到保护。不过，最好的追求利益的过程是将个人利益的实现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中去。俞可平笑称高尚的人“并不吃亏”，老百姓的口碑、民心可比一点钱或权来得重要。
    对于高校学子来说，内心也应当有个高尚的追求。俞可平谈了他自己的体会，“一个人只要有这种高尚的追求，努力去做，不管做到什么程度，至少你会变得非常强大，无所畏惧，这是其一。其二，你会感觉很幸福，很欣慰。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会有强大的力量，有浩然的正气，有心灵的健康”。
    良心、良知，做一个有现实关怀的思想者
    良心、良知，这是俞可平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也有人称俞可平是“一个对国家和学术有关怀的人”。
    早在大学期间，俞可平就立志成为一名学者。那时候的他学习刻苦，相当勤奋，尤其喜欢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这种职业的选择也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俞可平看来，做学问的人，喜欢思考的人，总是要有相对的独立性。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应当有超前的思维。“只要是跟现实有关的观点和建议，我一提出来，肯定会遭到有些人的批判。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许多观点不同于传统的思维，我的许多主张对既得利益格局有触动”。不过，因为有大爱，有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怀，即使对那些谩骂式的攻击，他也不会去计较。
    “有个观点我想强调一下，整个国家和社会要善待思想家”。思想家不同于理论家和学问家。理论家是现实的需要，主要是为现实提供理论依据，为现实服务，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理论家。学问家在某个专业领域有知识的积累，传播知识，不受时间限制。思想家不同于理论家的侧重时代性、学问家的侧重专业性，他们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需要。思想家打通了时代和领域、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一个伟大的民族、优秀的民族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家。俞可平认为，我们现在不缺理论家，改革开放后也不缺学问家，我们缺的是思想家。他呼吁要善待一个民族的思想家。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即使观点一时不为人所接受，只要是在为国家、为民族思考，就不能轻易否定它，或者限制它。其实，我们中华民族也一直有善待思想家的传统。例如，一般很少有人能一下子说出多少个皇帝的名字，但很少有人不知道孔子、孟子、老子、荀子、王安石、苏东坡、欧阳修、李白、杜甫。他们能为人所熟记，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学问。
    提到下一步的发展，俞可平谈了自己的两种学问。一种是天国的学问、纯学问，这类学问好比登山比赛，适合一个人独自钻研。从这个层面讲，真正的思想家、学问家都是孤独的；第二种是尘世的学问，比如现实问题和改革战略的研究。这类学问就像接力赛，需要集思广益。他的计划是，在纯学术、在天国的学问方面，自己能尽早完成多年来一直在写的一部书——《人类的理想政治状态研究》。关于尘世和现实方面的学问，他自己以及领导的这个群体，正在做的是为国家未来30年的社会政治发展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要好好学习长本事
    俞可平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谈起那段经历，他说，“大学为我打开了另一片天地”。
    俞可平1959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七岁开始半天读书半天放牛养活自己。高考前，作为生产队干部的他正忙着撒农药、施化肥，没时间复习功课，只能晚上挤时间看点材料，“当时还是从农田里爬上来，慌慌张张去参加的高考”。进入绍兴师专后，与所有的那代人一样，俞可平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想要利用所有的机会、所有的时间，什么都想学，拼命地学。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大家都很有抱负，希望能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几乎没看过谁买菜排队的时候不拿本书背或看笔记本的。俞可平常跟自己的学生讲，年轻时候没有吃苦可言，年轻时候吃的苦都是以后的财富。
    现在，俞可平到大学作报告一般有个交换条件，那就是举办一个学生座谈会。他要求大家进门就一定讲真话，你可以不说话，但说就要说真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真的觉得学生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想什么、关注什么，他们身上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不足，都会影响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一个研究社会政治的人、一个关心国家社会前途的人，必须关注学生。这种面对面坦诚的交流，容易跟学生交朋友，相互沟通，相互了解。
    俞可平对年轻一代充满了信心，“我最想给学生们传达这样一个意思：国家的未来是你们的，你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要有抱负，要努力为社会的进步和中华的振兴学好本领，增长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