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6月3日，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丹尼尔•加伯（Daniel Garber）教授在哲社学院作了题为“The Dynamics of Science Change in Western Science”的学术报告。
    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方科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理解这一系列变化，一直是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感兴趣的话题。一种主流解释模式是由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学革命”，加伯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库恩的“科学革命”建立在社会革命的隐喻之上。在社会革命中，旧政权经历一段动荡时期，被新的政权所取代；而在“科学革命”中，旧的科学“范式”（paradigm）经过一段“科学危机”时期，被新的“范式”所取代，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加伯教授提出，库恩对“范式”、“不可通约性”、“科学危机”几个关键概念的界定都还有商榷的余地，而最重要的是，科学在此时期的变化或许并不适合被视作一场革命：在这整个演变过程中存在众多旧模式的反对者、革新者，在众多的研究领域里存在众多的“范式”，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新范式全面取代旧范式情况。那么，如果不是一场革命，此时的科学发展又应当被视作什么呢？加伯教授提出了新的解释方案——新教改革模式。在新教改革运动中，并不存在统一的一个“新教教会”，而是产生了大量不同派别的众多教会，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复杂，真正共同的地方仅在于它们都对抗罗马教廷这一事实。加伯教授认为，这与科学领域发生的情况非常类似，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变革之前主导着知识领域，而其众多的反对者彼此之间只是在共同反对亚里士多德这一点上相互一致。要点在于，不论宗教改革还是科学变革，受到挑战的旧权威与其众多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挑战者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共存的，这与社会革命完全不同。加伯教授提出，这种理解将会帮助我们从“科学革命”提供的狭窄图式中解放出来。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将不再致力于寻求一种对众多发展线索的统一叙述，不再试图描述一种统一的“新科学”，取而代之的是对众多独立的科学变革，以及旧的科学模式如何最终垮台的叙述，大量在“科学革命”图式中无关大体的思想流派也可以由此重新获得历史中的位置。由此，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工作。报告结束后，在场的师生与加伯教授就有关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报告由哲社学院黄启祥副教授主持，来自哲社学院与其他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报告会。
    此次“东西方的哲学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为了迎接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而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协办。
    丹尼尔•加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革命时期的哲学及其与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著作包括Descartes’Metaphysical Physics (1992)，Descartes Embodied (2001)，与人合作编著、编纂Cambridge History of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1998)、Oxford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年刊，最近出版的著作有Leibniz: Body, Substance, Monad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