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物质文化、规范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具有无比丰富的内涵。文化与文学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所说，文学是“文化的最早而最优秀的成果”，文学的寿命“必然和文化一样长久”。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学遗产中，中国古代小说是最引人入胜的内容之一，与传统文化整体以及古代文化的其他范畴发生种种关系。深入探讨这些关系，对于从文化角度研究古代小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小说与传统文化关系概说就像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样，古代小说也有其发展演变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表现在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方面。例如，古代小说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到唐代的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及明清白话小说，其中有着鲜明的规律。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发展放到文化整体中去考察，便可以发现古代小说所谓自身的发展，实际上与文化的影响制约密不可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繁盛，明显地受到了佛道文化广为传播的影响，而志怪小说的繁盛对佛道文化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传奇的兴起与中唐士子关注现实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唐传奇本身对这一文化转变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宋元话本的产生和发展与市民文化密不可分，话本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而话本自身也就成为市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繁荣与明中叶以来的各种文化思潮及出版印刷业的迅速发展紧密相关，反过来，明清白话小说对种种进步思想意识的萌动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见，古代小说的自律性与文化的他律性是一种既矛盾又协调的关系。一定的文化是古代小说的基础，是古代小说实现其价值的依据，是古代小说发展的驱动力的来源。但是，古代小说对文化也有着特殊的要求，假如文化不适应古代小说的要求，文化就对古代小说形成一种压抑和扭曲，古代小说与文化之间的矛盾就突出了，导致古代小说的衰落和萎缩。这样的情形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从六朝后期至唐代前期，在佛道文化的影响制约下，小说创作长期徘徊不前，依然沿袭着“明神道之不诬”的陈旧思路。这种局面不利于古代小说的发展繁荣，其原因是佛道文化对小说创作的扭曲。再如，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小说创作除了在前人基础上创作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瞿佑的《剪灯新话》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出现。
    有些时候，小说对文化的发展转变也会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明清小说中大量的讴歌爱情的作品，对宣传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批判封建礼教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因为小说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性，这种作用是其他手段和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古代小说经常处于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的对立面，吸收涵纳平民百姓中的思想、情感、观念、意识，因此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更具有民主色彩和进步倾向，是整个古代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古代小说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也最为广泛丰富，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精神文化的各个范畴在古代小说中都有着生动具体细致的描述和表现，诸如宫室园林、家具器皿、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科举官制、刑罚课税、家庭结构、宗教活动、艺术娱乐、婚姻爱情等，无不可以在古代小说中搜寻到有关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小说所拥有的文化信息的质和量都远远超出了正史的记载。更难能可贵的是，古代小说往往描绘了某一时代的风俗画面，这是在任何正史资料中都难以看到的。例如，《金瓶梅》就是一部中国16 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它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社会风尚、社会心理都作了真实生动的描绘。《红楼梦》更被人们视为整个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们对古代文化的传播和保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文化角度观照古代小说，其最终目的是探寻古代小说之所以如此的文化原因。
    二、从文化角度探讨古代小说的创作主旨古代文化对古代小说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创作主旨上。从整体上说，伦理教化的创作主旨在古代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具体的各个时期和每部作品，因为受到不同文化氛围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情形。
    汉代小说大都为宣扬神仙方术而作，这与当时的神仙信仰风气相关。刘向、桓谭、班固等在论述小说的功用时，已经注意到了小说的教化作用，如桓谭在《新论》中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大都以“明神道之不诬”为宗旨，志人小说虽注重描述现实人生，但明显受到佛道二教及玄学的影响。因此，汉魏六朝的小说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文化直接介入了小说创作之中，小说的创作主旨与文化背景完全吻合。
    唐代小说的创作主旨渐渐复杂多样了。一部分小说依然沿袭着六朝志怪的路子，这与唐代佛道文化的继续发展兴盛有关；也有一些小说挣脱了志怪的牢笼，而将目光转向现实人生：或抒写自己的理想情志，或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或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或展现自己的美学追求。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都是才华横溢的士子，这些作品大都出现在唐代中叶，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中唐文化背景的特别关注。不难发现，中唐时期是士子阶层迅速崛起的时期，他们有着明确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以恢复儒学的主导地位为己任，以唐王朝中兴相号召，而小说则成为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
    宋元话本为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而兴起，为市民阶层服务成为其最直接的创作主旨。市民阶层最喜爱的婚姻爱情题材、发迹变泰题材、烟粉灵怪题材、公案棍棒题材、历史故事题材等，成为宋元话本的主要内容。与以往小说相比，宋元话本的题材空前广泛，且与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趣相一致，劝善惩恶的伦理教化创作主旨也更为突出了。同时，小说的娱乐功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都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明代前期出现的两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其创作主旨也因而带有多种因素。就整体构思来说，《三国志演义》受到了佛教文化的一定影响，表现了一种色空观念。《水浒传》的创作主旨充满着矛盾，一方面肯定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规范，一方面对英雄的悲剧寄予深深的同情。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两种文化观念的矛盾。有压迫就有反抗，众好汉纷纷被逼上梁山，是反抗专制的民主意识所致。但作者又希望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这是传统文化的势力在发生作用。两种文化观念的碰撞，造成了小说创作主旨的矛盾。
    出现在明代中叶的《西游记》，虽然也是累积型的长篇小说，但作者的创作个性却格外突出。作者明显地受到了明代中叶逐渐兴起的“王学”思潮的影响，所以在前七回中成功地描写了孙悟空无拘无束、搅乱三界的举动，表现出反抗精神和民主意识。但“王学”“求放心”的哲理影响到了这部小说的整体结构，因此作者让如来佛出面，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使其“定心”；再由观音菩萨命其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修成正果。这就是“修心”的过程。从而可见，这部被前人视为“游戏之作”的小说，实际上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稍后出现的《金瓶梅》，是第一部由作家独力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所处的时代是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明代万历年间，因此其创作主旨带有文化裂变的明显标志。对于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阶层，作者既给予了揭露和批判，又不时流露出赞美和回护。对于以潘金莲为代表的叛逆女性，作者既写了其淫荡、歹毒的一面，又写了其聪明、反抗的一面。而且全书明显地受到了“色空”观念的影响，肯定了“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劝惩思想。
    明后期的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内容丰富，创作主旨比较复杂。但从总体上看，编撰者有着“神道设教”的明确主旨，借佛道观念达到伦理教化的目的。清初的《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创作主旨表现为多重层次，究其根源也是传统文化与时代意识、儒学文化与佛道文化交互影响所致。
    《儒林外史》的创作目的在于揭露封建政治型文化与道德型文化的严重脱离，希望二者重新实现统一。从根本上说，这一创作主旨表明了作者希望在儒学文化内部求得新生的理想。《红楼梦》以庄禅精神作为与封建礼教抗争的武器，其创作主旨充满着佛教文化的“色空”观念。这两部小说的创作主旨具有最明确的文化意识。
    由于古代小说的作者总是处于纵向的传统文化和横向的文化氛围碰撞之中，从而使其创作主旨与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以上的简略描述或许能使我们大体认识到这一特征。
    三、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三大要素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古代小说的影响，还表现在人物、情节、环境等小说的主要因素上。人物的文化内涵、情节的进展转换、环境的虚实相生，都是由传统文化的种种特征所决定的。
    关于人物的文化内涵，应当说儒学文化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依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而区分为忠孝与奸佞、君子与小人、贞节与淫荡、信义与狡诈等等类型。这种类型的典型人物可以《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曹操为代表。诸葛亮的忠贞不贰、关羽的凛然大义、曹操的奸佞狡诈，构成了他们各自的 主要性格特征。许多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中，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物类型。世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复杂多样， 其文化内涵更多地融进了市民意识。这些人物的忠孝节义往往不表现在重大的政治斗争方面，而较多地表现在婚姻爱情、家庭伦理、朋友交往等方面，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依然是人物良莠的重要评判标准。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佛道文化对于古代小说中的人物有着重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诸葛亮这一形象，这一形象体现着令人神往的仙风道骨。未出山之前，他隐居茅庐，躬耕山野，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士。出山之后，他身穿道袍， 手执羽扇，筑坛祭风，神机妙算，深谙道教的法术。《水浒传》中的公孙胜与诸葛亮有相似之处。佛道的观念还渗透到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处，成为指导这些人物的人生哲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他以庄禅精神 与封建礼教、封建专制相抗衡，悟透了整个社会和人生，走上了一条叛逆的道路。
    儒家伦理道德观与个性自由之间的矛盾还往往是人物性格复杂多样的根本原因。《水浒传》中的宋江既想遵循忠孝的道德规范，又试图反抗社会的压迫，最终导致了他性格的分裂和命运的悲剧。《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敢于冲破某些陈腐观念，追求个人的欲望满足。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伦理道德观念并未完全失去威力，从而造成了他们的畸形性格。在许多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中，能否挣脱封建礼教成为对青年男女的重要考验。他们或坚强，或懦弱，或为痴情郎，或为负心汉，或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恪守“三从四德”、闺训家教……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古代小说的情节结构，受到传统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许多小说喜欢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好人得到好报，坏人受到惩处，天理昭彰，善恶分明。这实际上是“天人相应”思维模式的表现。有时尽管现实中好人未能得到好报，坏人也未 受到惩处，作者总要想方设法补写一笔，以弥补这种不足。例如唐传奇中的名作《霍小玉传》，霍小玉被负心汉李益欺骗，含恨而死。这本来是一篇动人的悲剧小说，但作者却让霍小玉的鬼魂惩罚了李益。再如宋元话本中的名作《碾玉观 音》，女主人公秀秀与崔宁相爱私奔，被郡王捉回后活活打死。这是一个震人心魄的悲剧，但作者却让她的鬼魂与崔宁结为夫妇，并向郭排军报了冤仇。
    在情节的进展转换上，古代小说常常借助于神秘主义的直觉思维方式。这在志怪小说、神魔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便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促使情节跳跃变幻，“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席方平为父报仇可以大闹冥府，向杲为兄复仇可以身化为虎，孙子楚为追求爱情可变为鹦鹉，叶生为证明自己的才学而使魂魄不灭。还有能起死回生的娇娜、裁叶为衣的翩翩、剪纸为鸢的小二，等等，情节既神奇怪诞，又能满足人们的愿望要求。不仅志怪小说、神魔小说，即使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及世情小说，也常常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借东风”、“关公显圣”，《水浒传》中的“九天玄女赐天书”，《红楼梦》中的“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由于读者也受到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所以对这类情节并不感到荒诞离奇而不可接受。
    古代小说的环境描写也受到了神秘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往往是真幻结合、虚实相生。志怪小说、神魔小说所描写的阴曹冥府、幻域仙境、龙宫天庭，实际上总多多少少带有现实社会的影子。反过来，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世情小说所描写的大小环境，却又含有虚幻的成分，如《水浒传》中的地理环境、《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等。作者如此进行环境描写，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为情节结构的需要服务，为刻画人物服务，为创作主旨服务。
    古代文化对古代小说的影响和制约，还表现在小说创作的外部因素上。社会物质文化如出版印刷业的兴盛发展对小说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部小说写得再好，如果仅靠抄本形式流传，其影响就受到极大局限。社会政治法律等对古代小说也有着重要影响，如行政当局对某些小说的限制禁毁，便阻碍了古代小说的正常发展。
    从以上简略论述可以看出，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深化该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发展，中国古代小说便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鲁迅、胡适、孙楷第、郑振铎、俞平伯、赵景深等 前辈学者都在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这一领域也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在中国小说史尤其是《聊斋志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及近代小说研究领域，在国内外都有着重大影响，如果将古代小说与传统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相信完全可以占据国内外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