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3月25日，山东大学副校长、著名学者陈炎教授做客“天人讲堂”，为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古希腊 古中国 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的精彩学术报告。此次报告是“天人讲堂”系列讲座的第十五讲，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
    陈炎教授是首位被邀请到“天人讲堂”做客的山大本校的学者。讲座伊始，陈炎教授首先回顾并评论了相对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关于文明发展路径的观点，然后结合自己在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早期的历史中找到的相关材料，总结了三种文明在发展路径上的区别，并指出了产生这些区别的原因。
    陈炎教授首先介绍并评论了牟宗三、马克斯•韦伯、雅斯贝尔斯、梁漱溟及徐烺光关于文明发展路径上的观点。他认为，古希腊、古中国和古印度在文明早期都经历过图腾崇拜的阶段。图腾崇拜包括了两大要素：自然对象和血缘关系。图腾崇拜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便有了向三种成分转化的内在可能，一是神话其自然的成分，弱化其血缘的成分，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种与人类血缘无关的宗教信仰；二是强化其血缘的成分，弱化其自然的成分，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种与宗教信仰无关的世俗伦理；三是既神话其自然的成分，又强化其血缘的成分，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将其转化为一种与宗教有关的种姓制度。陈炎教授认为，这三种路径分别对应了古希腊文明、古中国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所选择的不同路径。
    接下来陈炎教授详细介绍了三个文明所代表的三种路径，并借用马克思关于“正常的儿童”、“早熟的儿童”、“粗野的儿童”的说法，来形容并分析说明三个文明在产生时期的生产力及社会地理环境及其重大影响。在此过程中陈炎教授应用汤因比关于“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论证了三个文明在应对外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中，选择了不同的应战方式，最终发展为三种不同的文明发展路径。陈炎教授认为古希腊文明是“正常的儿童”，希腊人很早已有金属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面临严酷的自然环境的挑战，为抢占市场的商业动机而进行的跨海移民打破了原始社会里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组织，促使了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使社会的基本单位成为个体，每个人都是单子式的。在这种“自我依赖”信念的指导下，他们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动，用信仰来凝聚人们的精神。就这样，希腊人一方面在虚无飘渺的奥林波斯山上创造着与人类毫无血缘关系的神学世界，一方面又在坚硬的海岛和岩石上创造着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城邦制度。
    而与古希腊文明相比，陈炎教授指出，中国文明则是“早熟的儿童”，中国人面临的挑战不是严酷的耕作条件，而是黄河的频频泛滥，这就使得人们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不断强化血缘关系来作为团结的工具。从相关的历史资料来看，由氏族领袖演变而来的国家统治者采取了分封诸侯和承认原有土著势力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根据血缘和亲疏关系，将一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另一方面则承认地方宗族势力的合法地位。在长期对土地的控制和使用过程中便形成了一种血缘性、地域性很强的“宗法”管理体制，而将神还原成为与所有人都有血缘关系的“祖宗”，这一点从夏、商、周三代王族的谱系，并将其始祖统统追溯到黄帝身上即可看出。
    古印度文明中哈巴拉文化的先民面对与中国人相似的环境，却没有像中国人一样选择治理洪水，而是选择了逃避迁徙，于是最终造成了哈巴拉文化的消亡。入侵的雅利安人一方面吸收了当地文化的营养，创造了吠陀经典；一方面却又敌视当地的土著居民，将他们视之为扁鼻子、黑皮肤的下等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非公民社会，又非宗法社会的种姓社会出现了。正是为了维护种姓制度的合法性，作为统治者的雅利安人才别出心裁地将图腾崇拜中原本就具有的血缘因素，以业报轮回的曲折方式与人的出身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古希腊也不同于古中国的独特的文化体系。陈炎教授认为，人类文明都需要法律、伦理和宗教来协调社会的运转，调节人们的感情，但其三者在不同文明中的地位是不同的。
    尽管超出了预定的时间，但师生们仍然踊跃发言，围绕第四种路径的可能性、三种路径的未来发展趋势、当今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径是否发生变化等方面提出问题并对三种文明发展路径的描述细节进行了评论。陈炎教授耐心地倾听了大家的发言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精彩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