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目：《书缘•书事•书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谈治学
    报告人：沈津——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
    时 间：2009年3月29日（星期日）19：00
    地 点：山东大学东校区（新校）18号楼北侧裙楼，山东大学学生创业实践中心报告厅
    主持人：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杜泽逊
    
    首先，杜泽逊教授简单介绍了沈津先生的简历，沈津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受业于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上海图书馆前馆长顾廷龙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
    杜：“沈先生著有《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等等。据我了解，在近数十年间，在版本目录学界个人著作从质和量上都没有什么人能超过沈先生，这是很客观的。”
    
    杜：今天有幸请到沈先生给我们作个小的专题讲座，能不能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导师顾廷龙先生？
    沈：谢谢大家！
    顾廷龙先生是十分了不起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从北平来到上海合众图书馆，后来叫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合众图书馆保留了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很多极珍贵的濒临毁灭的文化典籍和历史文献，是顾先生与张元济、叶景葵等合力创办的私立图书馆。张元济将许多宋、元、明、清的书全部拿出来捐给图书馆，最有价值的是他收集了许多海盐文献。叶景葵也将叶氏藏书全部捐了出来。他们那种化私为公的品德是很高尚的。他们与顾先生一起见证了合众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合并到上海图书馆的过程。抗战时期，他们为保存濒临毁灭的文化典籍与日本人进行了艰苦而机智的斗争。
    顾廷龙先生作为上海图书馆馆长，从未打乱过所捐书籍的体系，这让我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的抄家。《文汇报》抄黄裳的家后，书堆成山，要将所有书打散。有很多是40年代到50年代的书，都是成体系的，其中还有那本《清初词集》很好，是顾先生把它们都保护了起来。黄裳看见从卡车上蹦下一个人，他不知道那正是顾先生，也正是顾先生的一句话，他的书才没被打散。所以顾先生对古书的传承起了很大作用。
    顾廷龙先生对有恩于他的叶景葵、顾颉刚等等，一一完成他们的心愿，虽然那时顾先生都已八九十岁了，但他都办完了，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关于顾先生其实有很多话可说，以后有机会再细谈吧！
    
    杜：下面请沈先生给我们讲一讲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的收藏情况。
    沈：好吧，哈佛燕京图书馆共有1700万册图书，还藏有手稿、电影胶片等等。哈佛燕京图书馆于1928年成立，裘开明为第一任馆长，在美国为保存中国文化作了很大贡献。有80万册中文书，其他是日文和韩文书。普通线装书1800部，中文善本书有4000部，还有明清的抄本等。所以，哈佛燕京图书馆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可以与美国国会图书颉颃，美国国会图书馆那可是美国国家总书库，哈佛燕京虽然是私立的，但绝不亚于它。
    我在哈佛燕京那段时间，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看这些善本书。我说是“铁笼子”绝不夸张，是很粗的铁条围起来的阅览室，为了古籍的安全。哈佛燕京的很多善本书来自日本，二战时期，很多日本人为了生计把书拿出来换钱，很便宜。裘开明当时就看好这个机会，申请了一批经费，专门派人到日本去买书。这些书很多是大陆没有的，有很多图书是中国沿海的商人带入日本的。而且这些书有一个特点，就是都保存了扉页，要知道扉页对版本鉴定是很重要的，扉页上有很多信息，有扉页就能确证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在哪出版的、是谁家出版的。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保存着2本《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原有22000多本，而今现存的已经很少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41本，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有2本。哈佛燕京的这2本，一本是1931年花300块大洋买来的，一本是1951年从德国人那里买来的。我十分希望国家通过影印或其他方式让它回归大陆。我认为在哈佛燕京的那一本是最重要的，因为上面钤有“重华宫宝”。重华宫是乾隆皇帝弘历在未做皇帝前居住的宫殿，而这“重华宫宝”就是当年放在他宫里的一部书。皇帝看的书当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书，所以也是最珍贵的。哈佛燕京有很多难得的书，是中国大陆没有的，我很想把流传在美国、大陆没有的书一一印出来拍成胶片，因为哈佛的理念是书是属于大家的，让文献化身千百，为今人所用。在美国的书想要拿回来是很困难的，但如果能复制出版，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在哈佛燕京，我曾看到一个牛皮纸袋子，打开一看，原来是抗战时期美国友人斯诺从延安、瑞金带回的东西，这本来应该是展在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里的。
    我前后到哈佛4次，第一次是1986到1987年间，我在普通书库中找善本书，觉得哈佛燕京图书馆真是了不起。但到了我1992年再去哈佛的时候，我才有了真正的认识。现存清代学者的通信不到500通，而哈佛居然有明朝士大夫之间的通信700-800通。我很想把这些内容整理出来。陈智超一次到哈佛给我看郑成功的书信，我请他来做，他说：“你给我看的这4种书，我能写成4本书！”他用了一年时间仔细研究，哈佛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胶片，最后整理成果在安徽大学出版了。换了别人，文字未必都能认出来，而他真的做得很好。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志有25000种，而国内中科院才20000种，足见其收藏之富。一位朋友来看时不禁惊讶，因为其中有民兵志、纺织志、治安志等等各种各样十分罕见的志书。
    我自己是个reader，我要拥抱哈佛燕京，因为在那看书简直太方便了。一次我出差前跟马小鹤先生说我欠了11本书，一下不能还上可能超期，他笑着说：“没事，我欠了200多本呢！”在哈佛燕京，只要有哈佛的ID，只要你认为对你的研究有用，你甚至可以把架子上所有几百本这类的书都借走。如果你借了很多书很沉拿不走，哈佛还专门给你提供很结实的专门用来提书的袋子。借书很方便，但有个条件，如果这本书有人需要，你必须尽快还回，不然要交很重的罚金。在哈佛燕京，如果你不想抄书，想用相机照下来，没人会管你，但如果这本书实在很旧了，可能就得少照一两张。
    哈佛燕京认为不管书收藏在哪，书是属于社会的，是大家的。古籍是很珍贵，很值钱，但也绝不应把它锁在保险柜中。你可以用哈佛的书作研究，因为你的研究成果将公之于世，也是回馈社会。哈佛燕京出于“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理念，希望书为天下所有的人服务。
    
    杜：从上海到了哈佛，后来你写成了《翁方纲年谱》，但为什么研究了40年才出成果呢？
     沈：顾廷龙先生每个星期天必到合众图书馆，我问他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去？于是我每个星期天都跟顾先生到合众去。很多书的难得，有关书的故事，他的导师的教诲等等，顾先生会讲给我听。他曾经说过：“版本鉴定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但这是打基础的，基础打好后，要做具体的研究。”像很多题跋，对研究版本目录都很有帮助。但具体应该如何做呢？顾先生告诉我：“一要收集各种题跋、手稿、手札等等，都抄下来；二可以写一写翁方纲年谱。”我当时很年轻，也没想太多，就试试吧！于是只要看到翁方纲的东西我就抄，朋友知道我在做这项工作也就把材料送给我。这项工作做了很久。文革期间收集材料很不容易，后来主要是从北京、上海、台北和美国收集。翁方纲是乾嘉年间人，活了85岁，为他写年谱挺困难。我把材料写在纸上，一条一条剪贴，没想到最后写成了40多万字。收集资料和写年谱都是基本训练，我不断地找线索，想尽方法去挖掘，只要能搞到的就想尽办法去搞。手稿原件一共28本，全部搬到家里，整理辛苦至极。遇到字不认得时，我就夹个小纸条，第二天7：10准时到图书馆，潘景郑先生7点到，一条一条地问，一条一条地看。那时没有复印机，治学研究只能靠双手。我把《翁方纲年谱》和《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分别寄给了广西和上海两家出版社，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天收到寄自不同地点的两家出版社的样书，40年的工作终于出版了。顾先生交给我的作业也终于完成了！
    
    杜：您后来又为顾先生写年谱，顾先生比翁方纲活得时间长，认识的人又多，您又是以3倍的字数写成了《顾廷龙年谱》，但是您花费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您能解释一下吗？
    沈：我在上海30年来打基础，最后走进了哈佛。恩师顾先生去世，我去北京八宝山参加完葬礼，写了一篇4万多字的文章缅怀顾先生。促使我写年谱的是顾先生的100周年诞辰快到了，我跟上海图书馆联系，希望能在顾先生诞辰100周年时由上海图书馆出面召开一个学术会议来怀念顾廷龙先生。我想为他做两件事：一是为他写年谱，二是把他的书信选一些印出来做纪念。第一件事我亲自去做，因为从有图书馆开始，就有图书馆人默默为他人做嫁衣，但却从无人给他们树碑立传，记录下他们在图书馆界作出的贡献。我要为顾先生树碑立传。
    我是用业余时间为顾先生写年谱的。每天是9点钟上班，我就利用早晚之余的时间，周六、周日就是我的天堂，圣诞节更是我最重要的节日，因为我可以有10-11天，都用来为顾先生写年谱。人大概只要有一种信念、一个目标，就会一往无前吧！
    朋友们知道我在为顾先生写年谱，都纷纷把他们与顾先生之间的通信拿出来给我看，我又找到顾先生的哲嗣子顾诵芬。诵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中国的航空工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在诵芬那里找到了很多资料。顾先生以前经常在随身口袋里踹一个小本子，随时记下一些东西，这次我都收集起来，诵芬夫妇都帮着复印出来。后来，又去了上海，到淮海路顾先生的家里，整整3天，我连床底下、桌子下所有的大箱子都找过，甚至每张纸都看过。我把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收集在一起，那么厚，那么沉。资料太重要，我也不能托运，一定得随身携带了。写顾先生的年谱，收集资料的过程比翁方纲年谱简单。
    我是单枪匹马去写，去思考，终于写成了，但我感觉能为顾先生做事就是我的福份，我的缘份。原来联系的出版社要9万元出一本，而我又提出要将顾先生的书题留影再出一本书，因为顾先生的题字是最多的，甚至超过启功了吧！经费是个问题，我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让他们给我重新算，没想到居然可以两本书一起出一共要6万！！他们问我稿费怎么给，我说“稿费不用了，每本书给我50本样书就行了！”为顾先生做事不在于钱，只是尽弟子这份心意罢了！
    
    杜：刚才展示的最后一张图片，是沈先生最重要、最新完成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最近圆满完成的大的学术成果吧！
    沈：是去年圣诞节前基本结束的，是最艰辛的一件事。哈佛燕京图书馆是重要的图书馆。一般大学的图书馆只有善本目录而没有书志，看了也不知道书的具体内容。哈佛有近4000部善本书，但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研究汉学者可能很多都不知道，除非亲自来到哈佛。但很多访问团来哈佛的时间又很短。哈佛燕京的三任馆长都是在国内受过传统教育，而后又到美国接受西方教育，但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收集中国的古籍善本，想写出书志，因为如果不去揭示，别人就不会知道这些书的内容与价值。
    因为《中报》曾刊登过关于我的一篇报道，后来我定居在香港，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恰巧遇到吴文津馆长。他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希望我能用2年时间将明代部分完成，我答应了，条件是他得把我所有的书都海运至美国去，1000多美金的运费呢。后来我才知道，派给我的绝对是个苦差使。我到了那儿，那时没有电脑，只能写在稿纸上，也从来没有打草稿，每天坚持写3篇，3000多字。如果是坚持一周就OK了，但是我要坚持2年，500多天，天天如此！苦到每天晚上，月亮出来，我脑子里转的都是明天怎么写。就这样居然写完了152万字！
    我觉得我做的是有意义的事，我把善本书的书名、卷数及其它很多稽核项，甚至是高、宽都标出来。然后是作者简介、内容提要、为什么写、流传多少、书籍现状、收藏情况等等，把与这本书有关的、能勾稽到的内容都写清。
    21世纪比20世纪的目录学、版本学著作更多。我辛苦一点，大家可以用得更方便，大家可以看到，对研究有用就行，不谋利。如果你想要某本书的胶片，可以拿一个胶片来换，一换一，绝不要一分钱，这就是哈佛模式。
    小馆虽然力量微薄，也不容易，也能做大事，向大馆挑战，是自信的，是了不起的。我不禁想起顾廷龙先生的那句话：“做一件事就像是开火车，只要开，总会到站的。”只要去做，持续去做，去坚持，就会有做完的一天。450万字、8000张图片，我完成了，对我也是一种解脱，我做了有用的大事。
    
    杜：您今后有什么大计划吗？
    沈：人老了，总会退下来。写写博客。我第一篇发的是有关北大博士刘蔷的，而后是一些自己的想法与感想，没想到还有几个人看。没想到到现在已有八、九十篇了。
    我也不好高骛远，只是想把我的Knowledge回馈于社会。版本学界的书从来只讲版本，我想写一个活泼一点、不枯燥的东西，写别人不写的才有意思，我先列一个提纲计划了一下。
    希望我能达成我自己的的目标，试试看！
    杜：沈津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真诚的、纯粹的学者。谢谢您！
    
    沈津先生简介：
    安徽合肥人，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曾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界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4月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今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任善本室主任。著有《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书城风弦录》、《书韵悠悠一脉香》等。编有《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顾廷龙书题留影》、《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汇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