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史家。祖籍浙江温州，哲学博士。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同年留系任教。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

儒学：研究在于大学

　　大学成了我们今天儒学学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场所，这是古代没有的。古代当然也有书院，也有一些教育的学校。今天应该说大学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儒学的研究场所，正如我在“二十世纪儒学研究”文章里面所讲，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在这个新的时代变得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大学、儒学思想这套东西跟现代的建制怎么结合是个问题。大学讲坛就成了我们今天儒学学术研究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领域里头，应该说共同的学术的标准，这个还是有的。只是说在另一个层面上，不能完全靠大学的学术标准。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儒者，我们不仅仅讲一个儒家学术的研究者，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儒者，这个标准不能仅仅在一个大学里来看。在大学里面当然儒家学术研究得好，这个大家有口碑，这个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而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儒者，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这个不是大学能够独立评价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我想这个是跟大学不一样的。

 儒学：重在立身处世　

　　把孔子思想或者把儒学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批评的一套体系，或者支持政治批评的一些内心动力这是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把孔子，把儒家过分政治化。梁启超就讲，我们看儒家整个历史上的功能、特长，他说有几种可能性，最重要的还是在立身处世和与世界交往，梁启超并不要批评或者回应贝淡宁，当然一个儒者在朝廷做官的时候要勇敢地负责对朝政和对皇帝的批评，特别是你担任着不同的职务的时候。如果你担任的是言官的话，那么批评就是你的生命。但是总体上来讲，儒家的思想体系不是政治批评指向，这个不是他的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是道德修身和怎么样积极地处世这些方面，所以不能说在《百家讲坛》上讲，没有鼓动老百姓做政治批评这个就是给孔子去政治化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整个儒家来讲不是要突出那些方面的，这个是事实。儒家包含了负责任的政治批评这一面，特别是儒者的实践，但是就这个思想本身来讲，他主要还是讲个人人格的涵养、挺立，怎么样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德行的培养，所以，儒家的问题其指向是一个价值理性的建立，而不是一个政治批评的实践。虽然也包括，但是那个不是它主要的东西。所以你看历来包括朱熹他们讲的儒家思想也是这样讲的，也不是要突出政治批评。当然他们自己都是很积极地介入到当时的政治里头。而且儒者是一个内在的，他不是一个外在的批评，是内在这个系统里的批评，而不是要做一个外在的批评。我想这个所谓的孔子的去政治化，是对整个儒学体系的重点把握得有偏差。

儒学：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内涵

　　明代社会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儒学内部产生分化，出现诸如李贽等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家。反观我们今天的社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儒学也面临商品经济的冲击。明代儒学家对现实问题所做的反应对今天出于相似境遇的儒学家是没有借鉴意义的。首先，不论什么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对既成的思想文化产生冲击，滋生新的思想观念，如重情欲。其次，李贽的例子不具备典型性。李贽本身并非汉族，具有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等背景。明代的这种异端思想的产生涉及儒学与佛教等更复杂的问题。再次，儒学今天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功利主义导致的道德沦丧。最后再强调一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会在社会上形成新的思想，但是这种新变是怎么样的就不一定了。其次，现在我国兴起的遗体捐赠现象，这的确是以往不曾出现过的。按照古代的观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然不能进行捐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儒学应该与时俱进，做出合理的解释。很多父母已经能够接受遗体捐赠，自愿将遗体捐赠出去，那么按照儒学的观点，子女应该尊重父母意愿。这样解释就不存在矛盾了。所以说，儒学不是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生活，以前历史上没有的观点可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发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