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与德性的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哲人曾经把知识作为德性来追求，如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德性”，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等皆是将知识作为道德的根基而阐发，那么中国走的几乎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路子。即中国从德性出发，把德性构成知识的主体。当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最早涉及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即把德性作为知识的构成内容，但不同的是，在他那里，德性仍然是知识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主体。因此，从宏观上讲，西方从追求知识出发去寻找德性，中国则是从德性出发寻求知识。
　　既然把德性放到第一位，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人性。应该说中国有最丰富的人性理论，比如有性善论，性恶论，性不善不恶论，有善有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情恶论等等，主张各异，莫衷一是。然仅从古人对人性的区分，我们就足以体会出中国古代哲学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我们分别从支撑中国哲学精神的儒、道、佛等三家分别论述他们对与德性与知识的关系。
　　儒家是始终提倡把德性放在首位的实践者，从孔子开始就身体力行。他考察一个人是否值得学习的重要条件就是德，“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一个人欲学知识首先要有德性，德性是学知识的必备要素。而学习的内容也是关乎德性的东西，目的仍然是为了德性的提升。我们可分析孔子的六艺：《诗》言志，教人树立理想；《书》言事，教人了解前朝的兴衰，以鉴于今；《礼》言和，用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乐》也是一种教化；《易》道阴阳，是用自然的秩序来论证人伦的等级；《春秋》道名分，则是维护上下级的关系，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理论基础的。因此，孔子的教科书几乎全部是道德的内容。即使有时孔子要求学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学诗，借诗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后的思孟学派顺着求“德”的主张，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见解，教养就是修道，提高德性。《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切的知识都是围绕着德性而展开。德性既是儒家立世的起点，又是修养、学习的终点。换言之，德性就是知识，因为儒家的经典著作皆围绕德性而展开，如义利之辩、王霸之辩，志功之辩、理欲之辩、天人之辩等等构成了整个儒学的知识体系。所不同的是历代儒学家对伦理问题研究角度的差异，但德性的主题是永恒的。
　　从儒家的传统来看，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德性就是知识的结论，但它有时却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一个建立在德性基础之上（人性善）的人学到关于德性的知识，但却不能行善，那么知识和德性就又油水分离了。因此当涉及到具体的评价问题（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德性与知识的关系该如何定位？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后世的儒学家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其中解决的比较好的应首推北宋的张载，他把人的德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从而在二重化的人性论中找到了善恶的来源，特别是恶的来源，这样就解决了性善基础之上的人通过学习善的知识也可能导致恶的行为，因为气质之性是受后天环境影响的。这里，虽然张载解决了个体微观存在的矛盾，但他依然注重道德教化的力量，因此他的哲学著作也是围绕道德教育展开的，也就是说他同样把有关德性的东西作为知识的主要内容。
　　 道家的伦理主张基本上是一种对上古那种本性自然的回归，如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就曾经对道德有所批驳，“失道而后德”。他认为人的至高境界是混沌未开、淳朴浑厚的自然状态，一旦人有了知识（智慧），各种虚伪、狡诈的东西就出来了。所谓的德性实质是人性的堕落，“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老子》）而知识则是罪魁祸首，所以，老子基本上是否定知识的。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对知识的态度也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尔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求无涯，殆矣。”（《庄子•养生主》）知识是无限的，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势必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因此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势必劳心费神，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况且，人知识愈多，社会愈加混乱，所以他主张养生，主张废除现有的道德戒律和各种制度。至于后期的道家传人，比如魏晋玄学乃至由建立在老子思想基础之上的道教基本上都是坚持这个主张的，即知识是导致德性堕落的诱因，是和德性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走进道家的文化系统，会发现道家除了涉及自然之学的如医学、炼丹、气功外，其核心仍是在于存养人的真气，达到他们标榜的真人境地，而这种真气或真人首要的标准仍然是德性，只不过这种德性的境界不同于世俗罢了，这种自以为于众不同的内容仍然散发出德性的气息。换言之，道家的学问仍然是为德性服务的，遵循的依然是从德性到知识的路子。
　　佛家是要人行善的，善或德性是佛家的核心。关于善的知识同样构成了佛教的内容。与儒家相比，佛家是用玄虚的感悟与相对严密的逻辑来幻想和论证来世的生活样态，而儒家则用现实的道德伦理来构筑和实践现世的存在。一般我们讲儒家是入世意味着儒家看重实践，其实佛家也看重视实践，比如六祖惠能就是在实践中感悟出“顿悟”修行方式的，也因此成就了禅宗的代表人物。口诵经书，力行善事，普渡众生，所谓身心双修是也。应该说，佛家是解决德性与知识较为完满的一家，因为他们较好的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这首先在于他们是特殊的群体，游离于世俗之外的边缘人群，特定的场合和背景使他们远离了世俗的影响。其次，在于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其教义通过因果报应、超脱现实等等迎合信徒的宣传使得其本身对信徒的心理产生一种威慑力和吸引力；再则佛门有严格的清规戒律和奖惩制度，这种惩罚的严厉程度超过了靠舆论来维持德性的世俗社会。
　　通过对文化精神简要的归纳和论证，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于德性，无论从起点还是终点，都始终把德放到第一位，而所谓的知识大都围绕着德性展开，德性构成了知识的主题，自然科学知识则是游离于边缘之外的枝端末节，即使有所提倡也往往是为德性服务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答理解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近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出领先于世界的科技的难题了。
　　虽然中国始终以德性为核心并建立了完备的伦理体系，然而在实践上仍然存在致命的问题。根源在于，所有的道德伦理是为维护上层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对于统治者本身则游离了道德的约束之外，这样的道德法则一开始就缺乏了控制力，走向困境也就理所当然。当然，无论如何，完全从人的德性出发去研究人性仍然不失为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意义的研究方法。
　　关于人的知识是最根本、最必要也是最不完备的知识，其重要性不言而愈，然而如果我们完全撇开与人类有关的其他层面比如宇宙的、自然的、技术的层面去孤立地研究人，那么关于人的知识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德性虽然是人类追求和研究的最高境界，但却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人性既需要把人放到更宏大的背景下去分析，也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多视角来进行考察。这是中国文化关于解决知识与德性问题的缺陷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