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季羡林先生有个著名论断：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时隔20年，中国崛起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国际公认的事实。
　　中国崛起，我们叫中国和平崛起：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掠夺资源、争霸或称霸，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内需，改革创新，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更不是相背离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促进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总目标。这是我国的承诺，并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反复强调。
　　但是，这是一条全新的崛起道路，既无先例可参照，深受质疑，又在大国竞争中备受牵肘。在西方文化逻辑中，一国崛起同时意味着别国的衰落，因为这个法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叫零和游戏。特别是在国际秩序早已形成的局势下，中国的崛起，无论是通过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方式，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意味着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再分配。对于那些在既有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而言，他们不会打心眼里说“乐观其成”，代之而来的是残酷的大国竞争，甚至战争。南海争端趋向国际化，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东盟国家频繁联合美国军演说明围堵中国崛起的冲突已然升级。毫无疑问，南海争端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已无退却或者置换的可能。
　　与此同时，国内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危机因素日益累积。社会资源私有化瓦解了公共价值体系；官僚腐败将社会风气污染、毒化；公德沦丧，执业观念负面，部门与行业监督不力，环境污染严重，商品质量与消费安全问题突出；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冲突事件日益增多；教育投入偏少，国民教育问题频现，在处于文化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不可不创新，不可不进行战略性考量。
　　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从短期趋势考量，主要解决文化与经济社会匹配问题。文化的要素包括语言、信仰、价值观和传播性。当下很多社会问题都可归因于文化问题，归因于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问题。特别是经济社会与文化信仰、价值体系的匹配问题关系到社会进步与民族兴盛，值得研究、探索，找到合适的匹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论述了新教信仰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反思我们的经济社会问题，文化价值观念不成熟、文化信仰匮乏两大因素是种种社会弊病与丑恶现象的根源。当食品安全成为社会问题时，法律监督和道德防卫已然双双缺失了。没有超越今世名利的东西值得追求，名利就成了人们的最高标的，信钱与拜物并行，弄权与腐败同时。
　　中国崛起文化建设，要解决四大问题。
　　一个问题，要构建中国文化的人类主义。
　　构建中国文化的人类主义，目标是解决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解决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式与道路问题，特别是解决困扰人类未来的各种问题：资源匮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异常问题，自然灾害频发问题，粮食生产与人口增加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经济增长与文明进步的相关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活方式转换问题，人类走向何方问题，等等。中国崛起是和平崛起，这不同于以往任何国家的崛起，和平是其主要特征。所以，这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崛起的民族国家文化。其理论根基是什么？可行性道路在哪里？我们必须研究清楚，探讨明白，自信，也让别国相信。
　　中国和平崛起，根本的道路在于超越，在于超越旧文明的藩篱，取得各民族国家的共赢，取得人类的和平共赢。其唯一的可能就是增加文明资源供给。而旧文明资源是有限的地球资源，所以，要开创新的文明时代，开辟新的文明道路，开发新的文明资源。相比于地球而言，宇宙空间可以看做无穷空间，资源也是无穷尽的；微观世界无穷可分，微观奥妙难以穷尽，微观科技无限发展，造福人类永无止境。所以，在这个无穷文明时代，人类只要把人力、物力、精力放在无穷探索与发展的道路上，就会获得无穷的福祉，而不是把现有的资源用于武器制造、互相倾轧、互相威胁、互相提防甚至互相毁灭的零和游戏中。
　　基于此来构建其理论并发展这种文化的力量，形成全球化共识，才有可能推动人类文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并最终摆脱旧文明中的仇恨、掠夺和嗜血成性的文化。
　　第二个问题，是强民，包括文化强民。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是国民的竞争。中国历经近代以来的磨难与战争而后不亡者，人民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面对当下繁纷复杂的国际局势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战争危机，强民亦是备战。
　　所谓强民，意指蓄志于民，蓄智于民，蓄富于民，蓄势于民。民有志，则国可长盛；民有智，则政可不弊；民富足，则国无内扰；民势强，则国不惧外患。文化转化为社会力量最为持久而高效的力量就是民的志力，民有志力才有志业，有志业则志气高涨，才智迸发，干劲十足。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正是中国人民同心同力的杰作。
　　蓄智于民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平台。民有智才有力，有力有功，功而见富，富而有余，民足方能国盈。民主与法制社会的建设必须以民有智为前提，而社会之腐败与动荡无不是民失智的结果。民是一切文明传播的介质与蓄器，介质的优劣，蓄器的精陋，都以民智与民愚为分判，智则优，愚则陋，文化的成败荣辱关键不在文化自身的水准，而是由人民决定。文化的发展欲求捷径，非蓄智于民难见事半功倍之效。民智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可随时校政校俗。避免形成弊政与陋俗，保证社会在较高的形态中发展。人民的力量在社会制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和执政者能否同心同德非常重要，这个不容许有任何疏离，否则就容易为外力所乘，乱从隙出。而同心同德的基础是同利益、同文化。民强，正气强，监督强，贪污、腐败、渎职、专权等不良风气会得到遏制。
　　蓄富于民，以活民性，以活市场，以活经济，以富国家。
　　第三个问题，通过创新文化系统解决旧文化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创新文化系统主体框架是超越文化、无穷文明和止于至善。要重建文化信仰，形成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变耗竭性生活方式，改变经济形式，让科技成为真正的第一生产力，让创新成为文明增长的普遍化、常规化的动力，让追求至善成为人生的自觉。
中国的文化信仰，总体上可以定性为无宗教的文化信仰，这意味着文化追求与文化约束的相对弱化，特别是只重视今生今世的生活，会造成无信仰与人生投机主义泛滥。这个问题反映了信仰与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性。而构建新的文化信仰，必须解决这个矛盾。
　　第四个问题，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探索与创新经济，通过经济转型改变生活方式，推进新文化建设。这些工作可以统称为开创宇宙文明时代。宏观上，探索宇宙起源，宇宙物质与能量利用，宇宙信息，宇宙生物，宇宙别种文明，从中寻找解决困扰人类文明发展的各种问题；微观上，探索物质的微观结构、奥秘，发展纳米技术、微观技术，发展微观生物技术，寻找质能转换技术，利用基因工程解决人类健康与治病难题。发展信息技术，特别是提高信息识别能力，破解历史奥秘。国家要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并逐渐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兑现在宇宙文明时代。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产业化。
　　综上所述，要实现中国和平崛起，要引领人类走出困境和战争阴霾，就必须打破旧文化中的各种自私自利和以邻为壑的各种保护主义，构建人类共业的超大系统。这个超大事业系统是以人类生活、生命的超越性为目标追求，对未知世界进行尽可能多的探索，对不同文化中寻求人生超越的追求给予更多的激励，加大太空探索与生物生命机理的探索力度，形成一种超越的、新的文化时尚，规划全球资源以为超越性事业用。具体到人，要形成新的人才观，用超大事业系统的容量容纳所有人的才能，让每个人尽天赋、成己，每个人有足够的觉悟和自觉性实现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