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洪涛，1931年12月出生，山东省荣成市人，医学超微结构及病毒学专家。195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1955-1960年留学罗马尼亚，获副博士学位。中国病毒学研究所研究员、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我国医学电镜技术领域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和病毒形态学主要奠基人，中华医学病毒学会会刊《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主要创建人和总编辑。首次发现了人类B组轮状病毒，查明了水源爆发流规律，提出有效控制措施，集中研究该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建立了全基因文库。首次发现了肾病综合征出血热病毒的形态，认定该病原为新的布尼亚病毒，获得世界学术界的验证和公认，其研究成果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鉴定汉坦病毒形态的标准。获WHO、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18项。发表论文200多篇，论著10本。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关于洪涛院士，采访前我并不陌生，但其耀眼的光环于我仍是忐忑。面对面的交流，让我如沐春风。不由感慨，原来院士是这样炼成的。
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讲到，“上医治未病”，对于疾病的预防与控制自古便是医者的最高追求，洪涛院士作为曾经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在疾控领域探索耕耘，成果卓著，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
坚实的理论基础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洪涛出生于胶东半岛——荣成石岛。经历了少时艰苦的战争岁月和家乡成为山东半岛最早解放区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年青的洪涛逐渐磨练出坚毅乐观的性格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热爱学习，在家乡一直完成高中学业，高中毕业后即参加革命，先是跟随华东地区解放军部队的医疗队，后进入由新四军创办的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成为这所流动的红色医学院校的第三届学生。当时的“宿舍”在农村老乡家里，他们既是学生又是战士，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要搞好革命宣传，还为老乡干农活，慢慢锻炼出了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济南解放后，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与当时的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成为新的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洪涛于1948年11月于白求恩医学院肄业，开始参加新学校的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起初洪涛在生理实验室做沈继春教授的助教兼助理实验员，但他并未满足于现状，于1950年参加高考，考入由华东白求恩医学院更名的山东医学院，在临床医学系主修外科专业。1952年，山东医学院与原齐鲁大学医学部合并，新的山东医学院成为一所在国内具有很强实力的医学院校。
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正逢伟大祖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洪涛充满激情地投身到火热的学习生活和社会工作中。他出身军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带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革命活动，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参加爱国游行、政治学习等，成为学生代表，担任学生会主席，还曾担任过济南市学联主席，组织了多次国庆游行。系统的医学理论学习和对国家社会形势的充分了解，使年轻的洪涛坚定了以医学知识报效祖国的信念。
据洪涛院士回忆，刚刚解放的济南市并不安定，学校也非静土，曾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轰炸，还有护理系的女同学在轰炸中受伤。当时无论是学习条件还是住宿生活学习条件都相当差，学校里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每个人都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倍加珍惜。济南解放比较早，很多其他大城市的专家学者都来济南落脚，如当时的副校长、著名的传染病学、流行病学专家方春望先生来自上海，还有很多海外（如日本、比利时）留学归来的学人担职任教。老齐鲁大学的教授大多留美归来，因而当时的板报、病例都用英文书写。在学校学习和在省立医院、齐鲁医院临床实习时，洪涛接触到很多当时国内知名的“大牌”教授，如生理教研室主任沈继春教授、皮肤科专家尤家骏教授、耳鼻喉科主任孙鸿泉教授、骨科赵常林教授等，他们的谆谆教诲给年青的学子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精神财富。
得益于当时雄厚的师资力量，学习条件的艰苦、学习资源的匮乏并未减弱当时同学们的积极性。解剖课没有标本，洪涛曾与同学们一起去千佛山的乱葬岗找寻人骨；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所有的图谱都靠手画，洪涛在做助理实验员的时候便学会了作图基本功，习得了一手画画的本领，对后来从事电镜专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年的大学生活有苦有乐，大家始终能在艰苦中寻找学习的乐趣。在山东医学院那澎湃而严谨的学术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洪涛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自我提升，时刻准备着响应党和人民的召唤，在医学的道路上不断深入求索，为祖国和民族的医药卫生事业奉献终身已经成为他的毕生追求。
源远的国际情缘
个人的发展跟国家历史机遇紧密相联，这句话在洪涛院士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科学习期间，罗马尼亚医学科学院主席来华访问，周总理与之亲切会面，开启了中东欧医药卫生的合作，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53年开始招收新中国医学生。洪涛毕业时，全国选派2000名优秀毕业生去前苏联、东欧各个国家深造留学。他被选中前往罗马尼亚，当时共有9个人，其中4人前往攻读研究生，主修地质、历史、语言等。第一次出国的洪涛，先后经过前苏联境内辽阔的西伯利亚平原和美丽的贝加尔湖，心情非常激动，坐了7天的火车后，抵达首都莫斯科。对于热爱艺术的洪涛来说，满是雕塑的苏联，什么都新鲜，一有机会停下就到处看，自诩“刘姥姥进大观园”。在莫斯科期间，他们停驻于中国大使馆，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展览馆等，增长了见识。离开莫斯科又坐了三天火车，他们最终到达布加勒斯特。在罗马尼亚留学期间，罗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严谨的教学科研态度进一步提升了洪涛的学术层次，同时，通过三个月单对单的语言学习、专门安排副教授讲授语言、到教授家里学习文法写作、边工作边学习的经历，洪涛掌握了好几门语言——罗马尼亚语、法语、俄语、英语等等。
秉持着谨慎踏实的学习态度，1960年洪涛院士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主攻病毒形态学研究，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生涯，各种病毒都在研究之列。1962年病毒研究所成立，洪涛院士担任病毒形态研究室主任，开始搞电子显微镜，接触研究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东德引进的，后来才有日本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医科院受到冲击，洪涛响应号召，报名去了最偏远的地方，坐了三天汽车，穿过戈壁和沙漠，才到达目的地——青海格尔木，做了两年多的县医院医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家非常重视气管炎研究，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一纸红皮调令召回了远在草原医疗队的洪涛。这一任命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病毒病理和生物医学超微结构实验室，从研究气管炎的机制开始，重启病毒学研究，筚路蓝缕，厚积薄发，在专业研究领域中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
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科学环境不断改善，洪涛院士主持成立了国家电镜学会、电镜专业委员会，全国各地研究所、研究院纷纷派人前来学习，掀起了一场学术热潮。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非常珍惜良好的学术氛围，边工作边写书，编辑病毒电镜图谱，加班加点，不肯浪费哪怕一秒钟。洪院士在工作中建立了一整套生物医学电子显微镜的研究方法，为我国培养生物医学电镜人才200多名，这些人后来纷纷成为国内各单位生物医学电镜方面的骨干。由他主编的《医学生物学电子显微镜图谱》、《生物医学超微结构与电子显微镜技术》成为我国最早并长期广泛使用的主要教科书和参考书。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内出血热流行，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洪涛院士的团队通过不懈研究，用免疫电镜在世界上率先发现了出血热病毒的形态并分离出该病毒，解决了久而未决的病原学问题，使我国在该项研究上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同一年，我国发生冬季大腹泻，在对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中，洪院士又首先发现了很少见的成人轮状病毒并形成了轮状病毒的完整标本，再次发表到世界权威文献上，包括美国国家疾控中心在内的发达国家卫生研究机构纷纷前往参观交流。这在当时国家卫生事业整体上比较落后的大背景下，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在电镜水平、病毒学研究上的能力。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是心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40余年来，洪涛院士先后对鹦鹉-鸟疫衣原体、沙眼衣原体、人传染性软疣病毒、疱疹病毒、白血病病毒、肝炎病毒、艾滋病毒、轮状病毒、肾病综合征出血热病毒和慢病毒等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多独创性成就。尤其是在主攻的轮状病毒、出血热病毒和病毒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领域，他取得了多项世界性成果，享誉国际病毒学界。
难舍的母校情怀
回忆起母校，洪涛院士讲到，当时人才很多，师资很雄厚，源于齐鲁大学雄厚的基础，最早叫“南齐北燕”，指南有齐鲁大学，北有燕京大学。有印象的是，内科、糖尿病科、耳鼻喉科都很厉害，从上海等地方来了很多人才。教师水平高、学生素质也很高，当年学习刻苦的传统和风格在学界都很著名。
毕业后，洪涛院士一直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和变化，谈起母校后来的更名以及合校后新山大的情况，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这些年来，自己曾多次回到母校讲学并与母校合作培养过多名微生物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谈到，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出现过起伏和波动，但总体来说，老齐鲁大学优良的医学教育传统和浓厚的校风、学风还是得到了守护、传承和创新。“博施济众、广智求真”——这是山医的特色。对于母校，洪涛院士仿佛有说不完的回忆和期待，尽自己所能为母校第二个百年的发展助力也是他一如既往的信念。
对现在的山东大学医学院在校学生，洪涛院士阐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要做一个成功的医学家，首先要会做人。他鼓励同学们永不满足，积极进取，为21世纪祖国科学事业、尤其是医药卫生事业的全面腾飞而努力。
老子说，“强行者有志”，面对这位年逾八旬、身有病恙却依然意气风发的老校友，我不禁发出深深的感慨，一如他的名字给我们带来的感觉：象洪流、象浪涛，激扬而博大，始终自我鞭策，积极进取，永不满足！作为一位浸润了母校精神并坚守终身的标志性校友，他行进在“上医”之途不知疲倦的身影，也成为这所百年学府经典的文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