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闻一多在山东任教的日子

发布日期：2010年07月09日 08:43  点击次数：

    ［本站讯］“整整八十年前，当‘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前身）创建之时，我的祖父闻一多就应杨振声校长聘请来到山东，在青岛大学生活了将近两年。对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来说，两年的光阴十分短暂，但这两年在他的生涯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回顾他在青岛大学的两年，是他对今后人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两年。”前不久，闻一多先生的长孙、中国社会科学院闻黎明教授在做客山东大学时，向记者讲述了闻一多先生在山东任教时那段既有欢乐也有挫折的日子。
    受邀“五四”闯将，欣然来鲁执教
    国立青岛大学创建于1930年，首任校长是杨振声。闻一多之所以到青岛大学，完全是源于与杨振声的一段感情。
    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火烧赵家楼，他是越墙跳进曹汝霖院子的学生之一。后来，北洋军阀警察逮捕了32个学生，杨振声即其中之一。闻一多也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他在纽约第一次见到既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又是老大哥的杨振声时，肃然起敬。
    1925 年夏，闻一多回国后来到北京。当时，先期一年回国的杨振声正担任《现代评论》杂志的文艺编辑。杨振声知道闻一多到了北京，便马上向他索要诗歌作品。当时，闻一多正好有几首诗要交给《大江季刊》，由于这个刊物要到年底才出版，于是闻一多为了配合“五卅”运动后全国掀起的反帝爱国热潮，便把这几首诗提前给了杨振声。在这些诗中，有一首就是澳门回归时传遍祖国大地的《七子之歌》。
    闻一多回国后，于1928年应桑梓之请，出任刚刚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但是，他在武汉大学的生活并不平静，由于学术上的新旧矛盾，闻一多于1930年愤然辞职。这年夏天，他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在那里碰到了杨振声。
    当时，杨振声正为创办国立青岛大学聘请教员，他一见到闻一多，马上发出邀请。一同受邀的，还有梁实秋。当杨振声设宴款待他们时，二人便一言而决，在席上畅快地答应接受青岛大学的聘书。
    醉心古诗研究，奠定学术基础
    国立青岛大学是 1930年9月21日正式成立并开学的，杨振声宣誓就任校长后，聘任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第一年主讲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三门课程。这些课程虽然是闻一多所熟悉的，但为了讲好，必须进一步研究，这对闻一多的治学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在青岛期间，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了很大进步。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说：“一多在武汉时既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工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的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积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借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义。”根据梁实秋的这一回忆，说明闻一多的唐代诗人列传始于青岛大学，其成果就是手稿中的《全唐诗人小传》。该稿共9 册，60 余万字，收集了唐代406 位诗人的材料，其中部分编成传记，其余多为分门别类摘录的原始资料。
    臧克家在《我的先生闻一多》中回忆：“这时候，他正在致力于唐诗，长方大本子一个又一个，每一个上，写得密密行行，看了叫人吃惊。”
    另外，闻一多对诗经的研究，也是在青岛大学奠定基础的。他的诗经研究特别注意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窥视中国文化源头时代人的心态变化，许多观点与传统的注经结论截然不同，后来得到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诗经》中有一篇《新台》，过去一直认为诗中的“鸿”就是大鸟，诗的意思说是打鱼的人，捕到一只大鸟。但是，闻一多把这首诗的每一个字读懂后，觉得有些说不通。因为诗的最后，说打鱼人捕到这只“鸿”后，不仅没有高兴，反而非常扫兴。于是，他试图用音韵学方法，对这首诗重新考察，发现“鸿”是“苦隆”的切音，而“苦隆”是蛤蟆的别名。全诗的意思是，打鱼者本想捕到一条大鱼，却捕到一只蛤蟆，所以特别扫兴。接着，他又运用社会学方法，认为这首诗的原意是，女子本来想找一个英俊的男青年，没想到找到的竟是一个像蛤蟆一样的老头子。郭沫若读了闻一多的研究文章后，非常赞叹，说：“这确是很重要的发现”，“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闻一多在青岛大学的学术研究，在梁实秋的《谈闻一多》中，也有描述。梁实秋说，某次，闻一多到图书馆找他（梁实秋时兼任图书馆馆长），商量研究《诗经》的方法，并索阅莎士比亚的版本作参考。而在梁实秋刚刚购入一套佛奈斯新集注的莎士比亚20册后，闻一多看了就浩然长叹，认为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研究的方法实在落后，于是他决心把《诗经》这部最古的文学作品彻底整理一下。从此，闻一多埋头苦干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梁实秋说：“我有时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
    遭遇三次学潮，抱憾选择离开
    闻一多1930年怀着一腔热忱来到山东，但两年后却带着委屈离开了。其间，他遭遇了三次学潮。因为担任着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是校务会议的主要成员，因此闻一多在学潮中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上，成为学生反对的目标。
    第一次学潮出现在闻一多进校不久。当时，青岛大学刚刚成立，一些学生是用假文凭考进来的，按照规定，这些人的学历不被承认，于是学校发出布告，开列了这些学生的名单，让他们离开学校。但是，当时情况有些特殊，一是这样的人很多，几乎占一半以上；二是这些人认为，既然能考进来，就说明有这个能力，就不应该让他们退出学校。后来，学校坚持自己的立场，闻一多当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结果成为后来被驱逐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学潮，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这次事变发生后，全国群情激昂，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青岛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为了南下请愿，曾卧在铁轨上，要求火车运送他们，秩序有些混乱。鉴于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当时教育部下令各校阻止学生前往，青岛大学当然要执行指令，于是又与学生发生矛盾，最后不惜开除了几个学生领袖。学生们当然不肯接受这个处分，和学校当局产生对立，这也成为闻一多在次年学潮中首先被驱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次学潮，出现在1932年春季。当时的教育部出台了《大学学则》，规定全年学程有三门不及格或必修学程有两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学生们认为，时局不靖，爱国第一，学校如此压迫学生，目的是反对学生从事爱国运动，于是群起反对。学生们的斗争很有策略，他们没有首先攻击校长杨振声，而是采取“清君侧”的方法，把矛头对准杨振声最信任的闻一多。
    这一次学潮影响很大，教育部决定解散学校，重新成立青岛大学，学生均需经过甄别，通过者才能留下来。教育部还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负责甄别工作。闻一多虽然也是这个班子的成员之一，但经历了三次学潮后，已是心灰意冷，最终抱憾选择离开，返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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