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智慧的
发布日期：2009年12月01日 13:36 点击次数：
［本站讯］何中华，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人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价值论研究室兼职研究员。何教授就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研究等问题接受了本报学生记者的采访。
问：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请您谈一下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是什么？它和中华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
何中华：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核有三种说法值得注意：一是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提出来的“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他认为这六个字就可以把中国哲学精神穷尽了，其基本内核就是“天人合一”。二是张岱年先生把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归结为《周易》里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认为这两句话足以概括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内核。三是汤一介先生提出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它们分别对应于真、善、美，“天人合一”即求真，“知行合一”即致善，“情景合一”即审美。
我觉得他们的概括各有千秋，大体能够涵盖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核。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要义，综合起来，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的世界观，也就是中国人怎么看待世界的问题；第二，人性本善的德性观，探讨了人的本性问题，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论，当然也有人如荀子秉持性恶论，但它不是主流；第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观，既有阳刚亦有阴柔，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刚柔相济的；第四，内圣外王的德治观，主张有德者为王，强调德治仁政。
怎么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关系？我认为，中国文化原型的自觉反省的一种形式就 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若不自觉反省便会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如果不断地自省和清晰化，这样表达出来就是哲学。哲学是文化的遗传基因和原型，反过来文化则是哲学的一种载体和表征方式。哲学是文化的内核，而文化是哲学的外化，因此谈论中国哲学的要义也就是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二者是无法剥离的。
问：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哲学在哪些方面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
何中华：中华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我把它概括地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点是德性优先。这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中有着广泛的体现，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遇到事情做出选择，首先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够而是应不应当，应不应该做是一种道德的选择，而能不能够做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选择。中国人是用一种道德眼光去看事物、人乃至整个世界的，特别强调人的德性优先，更注重道德人格的养成，这是中国文化的偏好。比如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遇，我们失败了，很多人将其归咎为物质层面的原因，归咎于对于西方坚船利炮的“无知”，即认为这是不了解西方器物的先进性造成的，但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浅薄。其实，失败的深刻原因在于我们的道德视野。我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器物，中国人难道不知道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吗？义和团奋起反抗却屡屡失败，死掉了多少人啊，能不知道西式武器的威力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义无返顾？我想这绝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担当一种道义，国难之前慷慨赴死。由此可见，中国人把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中国近代以来的失败因此而具有了悲剧性，具有了道德含义，不要把它仅仅肤浅地看作是两种实力之间较量的结果。东西方各自所秉持的尺度和对道德的追求是存有差别的，从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体会到中国人究竟在乎什么，看清中国人的志向所在。
第二点是强调中庸之道。比如中国人对自己欲望的看待，认为是过犹不及，既不禁欲亦不纵欲，而是限欲。中国人是容易满足的，没有培养贪婪的民族性格，而是非进攻性，没有占有的冲动，这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这一点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安贫乐道、知足常乐。
第三点是诗意化表达。中国文化是诗化的文化，重写意而非写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比较含蓄，我们的语言是诗歌语言，是诗化的，不是定量分析，是定性的。中国人表达感情也很含蓄，我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有情人节、母亲节，那么直露。中国人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有蕴含的，喜怒哀乐也不愿意显之于形，从而意味无穷。这也就是诗意化表达，它的基础是象征性和隐喻。西方文化具有抽象性，是科学语言式的，它的符号和意义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中国人的文化则具有象征性，其符号和意义之间不是对应的关系，而是相似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意义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解读中国文化符号更像是一种猜谜游戏。这就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文本具有意义的深度空间。所以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对于世界的感受，都是相当含蓄的，它非常有韵味。“韵者，有余味之谓也”。它所营造的是一种可以回味无穷的意境。
问：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先进之处？延续至今生命力依旧旺盛，它为什么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何中华：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是从内在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认同感，非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这一点从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就是说对老师的热爱不能超过对真理的热爱，在这里老师是传统的人格化，体现了传统的积淀，所以尊师也就是尊重传统。从他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传统的东西不符合真理，就宁愿放弃它。所以，从历史的演变来看，西方文化的特点在总体上是“断层式”的，很多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并没有很深的传统文化修养，比如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史的知识了解并不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里程碑式的哲学家，开辟一个划时代的哲学阶段。但是中国人强调对传统的认同，想做学问若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甚至连门槛都进不去。中国传统文化在演进中表现为一个不断地自我再现、自我复制、自我肯定的过程，所以它的发展历史是“源流式”的，有极强的守成性，有人说它是一个超稳定系统。这一特点显然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
第二是从外在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就在于可以调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种关系的发展中不是先实现分裂再回头寻求统一的方法和路径，而是三重关系还没有展开即已自我完成。从这点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取消问题。比如中医就主张治“未病”而不是治“已病”，所谓“防患于未然”，在还未发病时就着手于避免疾病的出现，而不是有了问题之后再去寻求解决之道。这就很鲜明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特性。老子说“柔弱胜刚强”，中国思想讲究的是弱德之美，不是通过征服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而是通过忍辱负重来证明这一点。这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来说，也是富有启示价值的。这种取向的文化后果是不那么锋芒毕露，以避免盛极而衰。现在人和自然环境、人和社会、人和自我的关系并不那么和谐，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现代病”的症候。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能够很明白地看出病症之所在，它至少具有某种诊断的作用。就此而言，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是睿智而深邃的。套用一句话：“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对于文化来说，可能也是这样。
问：中华传统文化有哪些弊端？对中国的发展有哪些阻碍作用？
何中华：似乎不能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成分属于弊端，因为同一文化要素被置放在不同参照系中展示出的性质是不同的，它可能在某个参照系中是一种优点，到了另一个参照系里就变成了缺点。所谓弊端，只有放在某个参照系中才会显示出来，从而得出判断。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放在现代化的参照系里来看，它的弊端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中国人缺乏对自然界的知识论的探究，某种程度上导致科学技术的不发达，所以这可以从文化性格上解释李约瑟提出的难题，即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诸如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不鼓励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不提倡竞争等等，所有这些，大概都同现代化强调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个人对自己利益和权利的追求的逻辑相左。这些因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问：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对我们当前社会还有没有价值？
何中华：这同样是个相对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在现代性的情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确实不合时宜，“五四”时期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对此已有充分认识。但是站在今天的时代维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仍有其巨大的价值。一方面，它对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有某种补偏纠弊的作用。现代性本身并不完备，它在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的心灵世界带来挤兑和排斥，人的灵性被遮蔽了起来。在这样的偏颇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过一种有信仰、有信念的生活？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某种启示。它至少给人们昭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引导人们更好地生活。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其实就是对现代性的解构，或者说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倒是被凸现出来。很多时候在现代性语境中显现为弊端的，到了后现代语境中反而变成了优点。很多后现代思想家能够同情地了解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人的思想，认为它们具有某种前瞻性和普世价值，比如海德格尔就非常推崇老子的哲学，甚至从中寻求拯救之道。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后现代语境中与西方文化就这样相遇了。可以说，它为我们寻求一个契合点提供了某种历史机缘。
问：近几年我国重新兴起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您如何评价这种热潮？它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何中华：现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起其实就是“国学热”的问题，它的出现有很多原因，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考虑：
第一点，西方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提供了参照系，事实上“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西学”，也就无所谓“国学”这一称谓。因此，“国学”的兴起，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做出的自我认知，是西方的一个“镜像”。在同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和对话中，我们也开始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第二点，民族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趋势逼迫下的反弹也强化了“国学热”。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匀质化，恰恰使民族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一个民族若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及其传统也就丧失掉了自我，人们在研究国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寻根”来获得民族的自我认同基础。第三点，世界文化演进的节奏已开始进入所谓“后现代”，西方的中国文化热也在逐渐兴起。西方人发现以前对“东方”的妖魔化是有问题的，所以有远见的思想家日益热衷于“发现”一个全新的“东方”，重新评估东方文化的价值。应该说，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导致了现在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热。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高兴看到“国学”的复兴，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大家的关注。国学的兴起引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于我们消除近代以来形成的文化自卑情结，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无疑都会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同时我们也要反对“虚火上升”和无限夸大，因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这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至于“国学热”会不会持续下去，我觉得凡是讲到“某某热”，就不是一种常态，是有它的周期性的，因而不会一直“热”下去，肯定会有低潮期。但是确切地说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低潮，我无法预测。
问：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曾提出“传统文化不能救国”，您怎么看这种论调？
何中华：这要看从什么层面上来讲。在器物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劣势。用观念层面上的文化来救国恐怕不行。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的严重受挫就证明了这一点。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我们只是埋头诵经，显然不能奏效。但是在世道人心的拯救层面，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所倡导的观点能够涤荡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层面获得满足和提升。而说到救国，这要看我们所探讨的是实业救国、制度救国还是文化救国。如果是实业救国，因为文化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文化软势力就要退居次要地位；如果是制度救国，同样地，文化也不应摆在首要位置；但是如果是文化救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就是不可估量的。
问：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获得更好的发展？
何中华：在我看来，任何预期都是一种冒险。我不能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预期，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文化发展可能还是要走“第三条道路”。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化发展道路在逻辑上无非有三种可能，即“全盘西化”、全盘保持“国粹”和扬弃这两个极端。当时很多人预测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实际上文化既没有“全盘西化”失去自己的特质，也没有固守城池拒绝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我们的文化在实际的发展中是既吸收了西方文化中有益的方面，摒弃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东西，同时又仍然是“中国的”文化在延续和发展，并没有脱胎为异质性的新文化类型。文化的发展是不会按照人们纸上谈兵式的结论实现的，而是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轨迹演进。我们对于文化所做的研究作为一种变量，无疑会参与历史的实际生成，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就是绝对不要天真地以为未来的中国文化会按照人的设想和预期百分之百地“兑现”出来，它总是沿着自己的脚步展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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