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印象：追忆奇人童书业先生
发布日期：2009年09月10日 08:47 点击次数：
［本站讯］原本在我的想象中，童书业先生应该是风度翩翩，只会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做学问，生活上简简单单无足道哉的那一种，但是当我拜读过他的同仁、子女、学生写的回忆，当我拜访过那些曾亲眼目睹过他本人、亲耳听到过他讲课的老教授后，一个有血有肉的老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渐渐地形成了。我不得不感慨先生的人生是多彩的，先生本人也是丰富的。说到童书业先生，我只想用一个字来概括 —— “奇”，有时候还会感觉他都“奇”到“怪”的地步了。
奇人奇之一 —— 惊人的记忆力
童书业先生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就曾这样评价他：“丕绳(童书业)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的某个词汇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著作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我们走访山东大学教授王学典的时候，他就说：“童书业先生是天才型的人物，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许多领域都有自己的成果。”赵凯球教授也是这样评价的，“先生的记忆力相当的好，属于天才型的学者，许多史料他都能一字不差的背出来。”郑佩欣教授更是用“博闻强识”来评价童书业先生。
有关童书业先生记忆力强的小事情有很多。郑佩欣教授给我们讲，像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他就读过十八遍之多，都到了完全背诵的程度，什么内容在第几页他都能准确的说出来。有一次，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作了社会发展史的报告，会后，医学院的师生要求补听报告，学校就请童书业先生代为传达，据说传达时不但一字不漏，而且华岗教授讲到什么地方咳了一声，他都模仿出来，当时学校中就流传着几句歌谣：“腰酸背斜肌肤瘦，长夜攻读至白昼。问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赶上童教授。”可见其记忆力之惊人，让一般人望尘莫及啊！徐鸿修教授当时是童书业先生的助教，据他回忆，当时为了考考先生的记忆力是不是真的如同外界说的那么神，在一次答疑后徐先生趁便问童先生：“童先生，我的记忆力不好，早晨背过的，到晚上就记不全了，不知你早年背熟的书现在有没有回生？”“没有”，先生很自信地回答，“你可以从《尚书》里随便找一篇试试。”徐先生就翻开《十三经白文》的《禹贡》篇让先生试试，他看了看题目，抬头朗朗地背诵起来：“禹敷土……”，背到“岛夷卉服”，徐先生请他暂停，改背《秦誓》，“磋……”童先生接着背了起来，果然是一气到底，一字不差。还有一次，谈话中偶然涉及了几个难字，要查《辞海》，徐翻开《辞海》部首索引，口中念着：“水部”，“757页”—一童先生立即说出了水部的页码；“竹部”，“1007”；“面部”，“1465”，都是应声而答。童先生惊人的记忆力可见一斑。
据黄冕堂先生回忆，童先生的博闻强识，不仅使他在教学科研等各方面能驾轻就熟，左右逢源，而且遇到突发的情况，还可助他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山大历史系刚成立不久，曾举办过一次大型古史分期讨论会，由于会议筹备工作不够周密，又有校领导亲临会场，与会者说话都较为谨慎，宣布开会后出现了近二十分钟的冷场局面。正在大家焦灼不安的时候，童先生站起来打破僵局，作了题为《西周封建论质疑》的长篇即席发言，发言中无论是马列主义原著里的理论还是先秦文献中的资料都引据浩繁，如数家珍，有一大半资料都是原原本本直背原书，或将难懂的古文译成现代语体说出来，既具说服力，又富启发性，从此乃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他挽救了一次濒临失败的会议。会后，华岗赞叹童先生是个难得的学术奇才。
奇人奇之二 —— 宏通博广
众人称童书业先生为天才型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惊人的记忆力，还在于他研究所涉略的领域之广。童先生的专长是先秦史，但是他还兼治绘画史、瓷器史和历史地理，甚至在精神病学方面都有成就。在绘画史方面的研究，他通过大量的考证辨伪，揭示出中国山水画发展的真实进程，并详细辨析各代名家画学渊源，创中国山水画南北论派，并将该理论不断发展丰富，《南画研究》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大成就。他在瓷器史方面的成就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童书业先生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期间，对瓷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收集整理了许多的材料，整理出了一部中国的瓷器史，订正了许多影响很大的传统伪说和讹传，具有重大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童先生在精神病研究方面的成就。童先生自小就精神紧张，加之经历了抗战时期和国内战争的纷乱以及受后来批右等运动的影响，患上了“强迫观念与强迫行为症”，还曾经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进行了精神病方面的研究，并应人之邀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在医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被传为奇谈。
奇人奇之三 —— 赤子之心
童先生拥有一颗幼稚的童心，王学典教授曾经这样讲：“先生做学术是很谨慎的，但是对应付人事却是一窍不通，总是怀着赤子之心，一直像小孩子一样。”童先生虽然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但是在与人交往中他是从来都不会用心思的，差不多属于不谙世事的那一类人，所以在变幻莫测的人事交往中，他往往会摸不着头脑，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童书业和张维华就是最先被抛出的牺牲者。
在《一生炼狱，炼狱一生——记我的前辈童书业教授》一文中，作者就写到，先生会无私的帮助那些向他求助的人，包括那些身家比他富裕不知多少倍的，看见他刚拿来了稿费而来“求济”后来却根本不还的人。他只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即使是那些上午刚刚揪斗了他、下午就拿着“学问”的幌子来“请教”的人，他也真诚地倾囊相授，因为他觉得应当如此。所以作者对他有着高度的评价，“他是一个单纯的人，一个视做学问为己命的单纯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的结尾所说的‘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正是童先生的真写照！”王学典教授主编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中也对此有叙述，童先生不谙世事，但是后来却作了个副主任，结果常常被埋怨，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总之，先生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活着的，他活得简单，他不谙世事，所以世事总是让他的生活变得很复杂，变得让他吃不消。
奇人奇之四 —— 专注治学
童书业先生一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做学问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学术的海洋中，他是个自由自在的鱼，只有在学术中，他才能忘记生活中的琐事烦恼，尽情地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挥洒其间。
黄冕堂在回忆童先生的文章中曾经说到，童先生做学问之聚精会神、钟情不贰是异乎寻常的。当他进入书房，就如同进入了世外桃源，不论魏晋，不知有汉。赵俪生先生也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在校图书馆里看书，竟然完全忘记了下班的时间，等他看完书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人们发现图书馆书库窗口有个瘦老头在大声喊叫，不知怎么回事，于是纷纷围过去观看打听，才知道那就是鼎鼎大名的童书业先生。
童先生对待学术问题从来都不马虎，虽然他的记忆力惊人，但是他从来都不迷信自己的记忆。他曾对助教徐鸿修先生说过，人的记忆是受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局限的，当人有了作为前提的假设后，可以佐证其假设的史料、事实就会当即反应在脑海了，但反方面的资料往往会迟一步甚至是无法反应出来，这样的研究就会发生错误。黄冕堂先生回忆，童先生曾经说过，博闻强识仅是种治学方法，不是求学目的，目的是为求得真理和方便教学等工作。由于他对许多史料都能随口道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查书，但在写完之后，他总是对其引注等重新核对一遍，即使是他的论著修订或再版时，他也总是重新核实校对一遍，以免谬种流传。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他的《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送稿前他就曾让徐鸿修先生将稿中所引的史料再核对一遍。1965年他动笔写《春秋左传研究》之前，曾重阅了易、书、诗、春秋左传、公羊传等书，摘出有关史料，为春秋史料集五册，确信“新问题发现殊不多”后，才动笔写作。这种专注、严谨的治学之风伴随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奇人奇之五 —— 三严精神
据黄冕堂先生回忆，童先生有一种独特的三严精神。其一，严格的对待承诺。黄先生说，在他大半个世纪所接触到的新旧社会成千累万的人物中，像童先生这样严格对待承诺，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第二个。童先生对待承诺一贯的态度就是，不轻易作出承诺，一旦许下诺言便意味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务必百分之百地兑现，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个别情况发生。其二，严格遵守写作计划。他属于那种今日事今日毕的人，绝不把今天的事情拖到明天，严格遵守自己订下的写作计划。其三，严格遵守时间。他遵守时间的一大表现，也是现在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就是他的讲课。据徐鸿修、黄冕堂、赵凯球等先生的回忆，童先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和手表，每次上课，当他宣布“这节课就上到这里”的时候，距下课时间不会超过三分钟，一般情况下都是刚刚好。据说，在讲课之前，他会在家里对着手表，像是戏剧彩排一样的练习，掌握讲课的节奏，所以每次上课都不会压堂。童先生的三严精神是他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也是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学习的。
奇人奇之六 —— 有趣的人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所谓的有趣的人并不是什么奇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有其不同于别人的特殊的地方，但是当我通过各种渠道窥见豹之一斑的时候，我知道并且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他也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他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不仅仅是只知伏案写作、枯燥乏味的老学人，所以我想称之为一奇。
先要说说的就是先生的不修边幅。据黄冕堂先生回忆，1949年8月底，黄先生去学校食堂准备就餐时，发现一大批高年级的学生围着一个40出头的人，中等个头，穿一件蓝布大褂，长长脸，面容清瘦，头发胡子都留的比较长，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童先生。徐鸿修先生在记述自己第一次见到童先生时，还这样子写到：“大约几个月没有理发，须发长而且乱。身穿一套旧中山装，脚着力士鞋，一只裤脚还挽到脚跟上面。走路两肩微斜，向左前方有节奏地欠伸。”赵凯球先生也回忆说，先生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一身灰色长袍是他极具象征性的衣服，有时上课看到他穿着灰色长袍，像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一样在胸前打十字，真的是很有趣；还有，冬天天气冷，南方出身的他会不时的流鼻涕，先生会直接拿袖子摸一摸，擦一擦……在徐鸿修先生的回忆中，老师给上的第一堂课是很有趣的，不仅有趣在课堂本身的内容上，还有趣在先生这位老师身上：童先生登上讲台后开口向大家讲道，“请大家到书店买《古代东方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出版（先生自己的著作）。”说完两眼快速地眨了几眨，抬起右手在面前两三公分处不断晃动，作虚拟的抚眼、抚鼻、持须、摸耳状，再从面部下移，逐个抚弄胸前的纽扣。大部分同学都装作努力记笔记的样子低头暗笑，不敢抬头向讲台注目。由于教室离海军工事不远，所以会不断的传来炮声，恰在这时，又是“轰”的一声，童先生全身一震，眼睛眨得更厉害了，指着窗外大声说：“这怎么行呢!要打断我们的系统性了。”几位靠窗坐的同学赶忙起身关上窗子，其余的同学趁机放声大笑，总算把强忍住的笑声一齐发了出来。童书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他的课堂也总是在欢快的气氛中度过。
先生在做学术上的记忆力那是相当的好，但是在生活中算得上路痴，根本就不记路，有关这方面也有几件趣事值得一提。一次，先生在青岛永安戏院看完戏回家，竟然迷了路，当他到附近的派出所问路时，民警都不敢相信这位不识路的先生是大学教授，还打电话向学校值班室确认了一下，后来才由学校派车将他接回了家。还有一天晚上，先生突然闯进学生宿舍，指着自己说：“我是童书业，是历史系的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请谁送我回去？”最后，是由历史系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地将先生送回了府。
先生自小精神就一直紧张，再加之经历了抗战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动荡，所以会常常生出莫名的恐惧感，赵俪生先生是他生前好友，在赵先生的回忆里，就曾写道：先生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伯空袭、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先生的一位学生又补充了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说到先生的“怕”，也有好多有趣的例子。大约在1954年丘吉尔再任英国首相时，童先生慌慌张张地跑到了校长华岗的家，一进大门便对校长说，“我有个问题，也不必分析，只要个结论，丘吉尔又上台了，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华岗校长当即回答，“不会不会。”有了结论，先生二话没说转身就走，像个小孩子一样。癌症也是先生怕的东西之一，有一次历史系开会，他从系办公室的暖水瓶里倒了一杯开水喝下，喝过水的杯子底部有残存的白色水锈，先生害怕的要命，认为那种白色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一定会致癌，人们怎么跟他解释都不管用。赵俪生先生说，这六个甚至是八个怕，他有时都会怕得要死，但是他最怕的是“运动”，政治运动。童书业先生每当运动前奏，“先吹吹风”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先生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
奇人之死
可以说，童书业先生在那一场场的政治运动中受尽了折磨，原因就是背在他身上的“杀害一千名中国共产党员的血债”。关于先生一千条血债的问题，赵先生在回忆中也有叙述：1948年徐州解放之前，有官员邀一些学者到徐州去讲学，很多人拒绝前往，而童书业应邀前去了，当时使用军用卡车将其送往苏北，黑夜之间有不断的枪声，童先生问这是什么声音，蒋军官兵回答说，“打共产党，我们一夜可以消灭他们千把。”回到上海之后，童先生是“书呆气”很重的人，不懂得这话的轻重，就把这话传开了，传来传去，话的主词从蒋军官兵讹成了童书业先生本人。童父之妻，就是按这话头写成了检举材料。童书业先生跟他父亲的关系，不甚协调，抗日战争时，童的父亲受其妻唆使，将童夫妇赶出家门，逼得童书业夫妇四处飘零过活，那时童先生的鞋底上都是大洞，用一把稻草塞住。解放后，童父及其妻住在上海，写信到青岛来，说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应该按月给一点赡养费。最初，准备每月给30元，不知怎么一直没有给，上海那边就写了检举信。
肃反运动开始后，童书业先生也因此成为了首先被抛出去的人，当时他就每天活在惶恐之中，据赵先生的回忆，已经是运动“收尾子”的阶段了还发生了一件新鲜的事。似乎是一个星期天，赵先生家里只剩其妻高昭一人在家合衣午睡。当时赵先生三岁的小女儿从外面偶然跑回家，竟意外地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喊着跑着出去找人。后来高昭也醒了，赵先生和其妻研究的结果，那个跪着的人是童书业。事情的关键是，童先生有一份“交代材料”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赵先生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赵的妻子。可来时正值其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杨宽，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份“交代”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后来，由赵找了组织部长，部长派人把童先生找来，就在组织部办公室内找来一只盆子当着他的面，把《供状》撕开，烧成了一盆灰，童先生从此才释然了。
1967年冬，童先生夜出为济南一名女工看病，天气忽变，患得风寒感冒，诱发肺气肿，未得到及时医治，遂于1968年1月8日逝世。
童先生终是离开了这个给他带来无尽痛苦和恐慌但又成就了他人生的世界。一位奇人就这样静静离开了这个他可以徜徉的历史学术界，离开了这个他奋力挣扎苦求生存的人间，无数的后人扼腕痛惜，将将六十岁的年纪就走了。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值得我们用心去体味去窥探的人，一个可亲可敬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让人感到心酸的人，一个满身都带着传奇色彩的人。写下这篇文字，只为缅怀这样一位我从内心尊敬的奇人——童书业先生。
童书业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生于1908年5月26日，卒于1968年1月8日，安徽芜湖人，字丕绳，号庸安。师从北京大学顾颉刚教授，曾任《禹贡》编辑、上海博物馆历史部、总务部主任，在上海私立大学光华大学、美专等校执过教。建国之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专于先秦史，兼治中国绘画史、瓷器史和历史地理。著有《春秋史》、《中国疆域沿革史略》、《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思想》等，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14部和论文12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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