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从老校长华岗同志塑像前经过，便忍不住悲从中来，总要伫足默哀一阵，更禁不住仰问苍天，徒呼奈何。华岗同志这个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一个响亮的名字，像一颗巨星殒落了，尘埃掩盖了它的光辉。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一生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老革命家，却被无产阶级专政所镇压，直至瘐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他以革命始，却以反革命罪名终。若干年后，似乎有了答案，人们仍不能尽释疑团，仍旧得不到一个准确的、明晰的平反结论，如不进八宝山等等低调的平反，以致后来人们问及华岗同志到底为什么被关押时，被问者只能以“莫须有”应对，也正如他被捕时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解放前后两重天下，他坐的竟是同一座牢狱——山东省监狱。这真是历史的悖论，历史的严重不公。人们常说历史是公正的，被颠倒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有些历史真相永远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最终被历史大潮冲走，成为永远的谜团，真相被尘埃永远蒙蔽。华岗同志的冤案便是一例。对此，人们该思考，不做反思、忘掉甚或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让邪恶战胜正义，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人们常说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犹太民族正因为其不忘历史而终于能复兴。在我国当前还是有人企图掩盖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十年文革浩劫，更有多少屈死的冤魂，这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而是一场场、一幕幕严重的国殇。能认真地正视历史，承认并反思历史真相，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需要一种勇气，一种理性的勇气。德国敢于正视二战时期对犹太民族的迫害，得到世人的赞许，而日本则企图掩盖罪行，受到世人的不齿。巴金老人建议建一座文革纪念馆是有其深远意义的，至今得不到认可，不无遗憾，因为许多历史便是某些人制造的，或为尊者讳，或为既得利益者讳，所以说敢于正视历史是件极困难的事。
　　华岗同志1903年出生在浙江龙游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需要劳动力，11岁始入本村一所初级小学读书，因聪敏好学，小学毕业后便考入衢州师范学校，时值五四新思潮影响，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24年改名华少峰考入宁波第四中学，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建运动，同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担任了青年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1925年担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从此便脱离学校，成为职业革命家。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继续担任青年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青年团江、浙省委宣传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任青年团浙江、江苏、顺直（河北）省委书记。 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五次代表大会。归国后，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机关报《列宁青年》。1929年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并在此期间撰写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1930年于上海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1932年华岗同志被任命为满州特委书记，他化名刘少陵，由上海出发，在赴任途中被捕，由于他坚持不暴露身份，结果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被判刑五年，关押在山东省监狱。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1937年2月，华岗同志等政治犯又被押送至湖北省反省院。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长江局派董必武同国民党交涉，华岗等同志始被营救出狱。在狱中，他表现了一个坚贞不渝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一方面与任作民等难友组织全体政治犯与敌斗争，一方面坚持写作，据其狱友说他把稿件秘密送至狱外，由鲁迅代为发表，稿费用以狱友们改善生活。华岗同志的第一位夫人葛琴，也是他的战友，在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王瑶先生早期著作中记载过她与草明都是写工人题材的女作家。文革中受尽磨难，被折磨得失语。三十年代华岗同志坐牢期间，她怀抱幼子华贻芳，由老母陪同，祖孙三代千里迢迢前往山东省监狱探望华岗同志，路费是向鲁迅借的，此事鲁迅著作中有记载。不过，可能为了避嫌，鲁迅当时用词并不客气，对此山东师范大学吕家乡教授曾撰文谈及。在生活拮据、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葛琴后来由照顾病中的战友邵荃麟而产生感情，二人终于结合，华岗同志则仍未出狱。
　　1937年华岗同志被营救出狱后不久，中共任命其为武汉《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并兼任《群众》周刊主编，正当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的时候，华岗同志又遭到王明的打压，甚至撤职，1938年又被派往东南战场（江浙皖一带）作战地记者，回武汉后又奉命去重庆筹办《新华日报》的迁址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华岗同志被派往西康雅安（今四川西部）去做对国民党地方势力刘文辉和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后又回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1943年，又根据周总理指示被派往云南做龙云等人的策反工作并指导昆明的民主运动，他以云南大学教授的身份团结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文教界著名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对西南地区国民党高层部队的起义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华岗同志担任国共和谈中共代表团顾问、上海工委书记，1947年随同董必武率领的上海、南京和重庆被迫撤离的人员飞抵延安，根据中央指示，与罗迈、张友渔等总结了十年来在蒋管区工作的经验。 1948年因骑马摔伤被批准去天津治病，不久又潜往上海转往香港，完成此前中央曾派他往香港工作的任务。他参加了香港澳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并创办香港地区的《群众》周刊，一面养病，一面写作。正当要陪同大批民主人士回内地参加首届政协会议时，因病未能成行。至1949年9月，华岗同志离开香港经上海转往北京途中，因轮船在吴淞口外遭蒋机轰炸，不能靠岸，只得转往青岛登陆，此时青岛市军管会主任向明得知当年狱友华岗来青岛并身体有病，盛情邀请他留青岛指导青岛市的文教工作，再向中央请示。华岗同志接受这一建议，开始为全市干部讲授形势与任务等政治大课，并在山东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等。不久当选为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而没有接受中央拟任命他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至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其为山东大学校长，兼任党组书记。自此华岗同志在任直至1955年被捕。
　　华岗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大学校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五十年代的山大人中，除个别极左分子外，无不尊敬和钦佩华岗同志的学识和管理能力，他能把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地统一，体现了领导和群众的和谐关系。在学校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他亲自在全校讲政治大课，启发大家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他尊师重教，关怀教师的工作和生活。为了招揽人才，他从南方聘请一位老专家，专家书多，缺乏运资，他慷慨解囊相助。他主张开设与现实结合的新课，倡导学术自由、百家争鸣。他创办《文史哲》杂志，使之成为全国高校驰名的首创刊物。他特别重视对工农子弟的培养，当他看到一个十六岁的中文系新生，穿着土布衣衫，他亲切地拍着该生的肩膀问寒问暖，惊喜地说：闰土的后代上大学了。可见华岗同志对鲁迅笔下闰土这个代表亿万农民的子孙能上大学是何等的兴奋。在他上任不久，便着手筹备成立了山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全国著名劳模郝建秀便是山大速中第一届学员。他尽力摆脱当时来自极左路线的干扰，比如在三反运动中，因一位教师曾在旧社会银行工作过，某些极左的干部便主张隔离审查，他坚决反对。又如对著名美学家吕荧先生，同系一位资料员在《文艺报》上发文，批评吕先生在课堂上不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过多地讲授希腊罗马文艺，一些极左的干部又要大会批判，而华岗同志则把会标改为思想讨论会，这样大会的气氛就缓和多了。又比如医学院对一位留美的女教授粗暴地审查其经济问题，使之不堪侮辱而自杀。华岗同志极为气愤，除个人在大会上做检讨外，教育大家说，在现在情况下，多少钱也买不来一个专家，怎能如此不爱惜人才？不只对待知识分子，即或对待工人，他也一视同仁，谦逊有加。如原教务处一位老工人每次见到华岗同志便立即站起来，华岗同志则和蔼地对他说：不必如此，大家都是平等的，没事你尽管坐着。又如一年春节华岗同志出资招待《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会餐，他让兼职的两位工人也参加。在1954年，华岗等四位山大人当选为全国人代会代表，我们在京学习的全体教师在北京全聚德宴请他们，当时领导与群众毫无隔阂，何等欢畅！
　　山东大学在华岗校长领导下，正当阔步前进，创造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的时候，华岗同志突然于1955年8月25日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罪名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当天即开始抄家兼及与其往来的教师，这对全山大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谁也不会相信华岗同志会是反革命，但是谁也不敢公开质疑。因无确凿证据，山东省委一位负责人竟说“先抓起来再定罪”。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这样被诬陷沦为囚徒。几经审判，华岗同志提出抗议，拒绝饮食、服药，都不被理睬。 1957年转押北京秦城监狱，这里关押的多是政治犯，犯人可以看指定的书报，于是他开始了写作。
　　众所周知，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予平反。可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政治大事件，在北京，经过反复审查，通过对胡风及其日记的审查也只查出他们之间的互访和通信，根本查不出二人有任何反党言行。所谓“向明反党集团”成员更是捕风捉影，连向明本人也于1963年释放。华岗同志得不到释放的公开理由是“态度严重恶劣”“拒不认罪”，最后不得不罗织以下三条罪状：一、在武昌反省院中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这是“丧失立场”罪；二、在国统区工作时与国民党警特来往，这是“投靠反动派”罪；三、在山大工作时不允许逮捕有反革命历史的教授，这是“包庇反革命”罪。就凭这三条“莫须有”的罪名，于1965年3月19日报经中央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利7年，转至济南服刑。释放日期是1968年8月24日，华岗同志当庭拒绝接受这一判决，但是无济于事。这三条罪状无一条能够成立，一、华岗同志三十年代被捕时为不暴露身份，坚持自己是一名皮货商人，为掩护身份，称蒋委员长，岂能算罪？二、地下工作需要与各种人物打交道，更何况是否查明那些人是真正的国民党警特？三，包庇反革命，事实是山大外文系一教师当年为生活计曾在旧政府工作过，根本不够反革命标准，也就不存在包庇问题。
　　在此不得不提一下华岗同志与康生的关系。 1942年整风运动中，华岗同志于1943年8月以石帆署名在《群众》周刊发表《整风二、三心得》点名批评康生说：“康生同志的文章中，把22个文件和铁的纪律比做‘紧箍咒’，这原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 ”“紧箍咒”是一种不变的死物，而文件和纪律则含有启发性和自觉性，它的运用要随客观条件的变动而有所伸缩，自然不能把它看作死硬的“紧箍咒”。华岗同志的这一批评自然遭到康生的忌恨。曾做过中共山东分局书记的康生及其党羽对华案能无关系？他能不趁机报这一箭之仇吗？
　　华岗同志的案情也曾有过转机，据其长子华贻芳听一位特殊人物讲过，六十年代初，某天曾有一位重量级的大人物找华岗同志谈话：如果认罪，不做人民代表，还可做政协委员。华岗同志反问：我何罪之有？我无罪可认。就这样，一位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宁愿坐穿牢底也不放弃原则。
　　1968年应是刑满释放的日子，可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华岗同志不仅没有被释放，反而被赶去与各种犯人同牢同劳动，生活费降至17元，直至1970年3月5日始签发了释放令。这时他已因营养不良和缺医救治，身体十分虚弱，但又被拖延了近一年时间，至1971年1月始被送往家中。家中妻子儿女早已被赶出原住房，全家五口人挤住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已无他的容身之处，而且随时会受到街道或各处红卫兵的揪斗，以致人身不保，家人还将继续受到牵连。有鉴于此，他只好重回狱中。他为之出生入死奋斗得来的新中国，诺大的一片国土，竟无他的栖身之处，只能靠狱中一点供给维持起码的生活。此等状况，情何以堪，至今令人扼腕。正如他狱中所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今生只得以监狱为家了。在狱中，他继续写作。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身体日益虚弱，仅一年多，便于1972年5月17日患脑溢血撒手人寰。临终，对看管他的人说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遗容已骨瘦如柴，形容枯槁，遗物只有他自己用粗针缝补过的几件破衣衫和两柳条包书刊，一叠书稿。应该说，他留给人们的还有一大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和高品位的人格力量。他是一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巨人，他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当年在白色恐怖下，华岗同志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时，其老父亲，因儿子多年没有音信，几乎每天傍晚站在门口张望，长年累月。这一次永远地见不到了。
　　又八年后，几经周折，山东省委才予以低调的平反。至于为什么逮捕判刑，谁也得不到准确的答案，成为历史的秘密。
　　华岗同志被捕后，必然株连家人，妻子谈滨若同志早已被撤销中学校长职务，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子女苦度时日。长子华贻芳当时在捷克留学，也被押回北京审查，其实他与父亲基本未一起生活过，审查当然无问题，但不许回原校留学，也不许留北京读书，而是送来山东。文革中又一度坐牢，甚至差一点被判死刑。在不间断的审查中，他也曾一度与父亲划清界限，而当他终于醒悟后，怀着深深地自责和悔恨，在父亲平反后，每年自北京清晨乘车七、八个小时来济南在父亲碑前长跪祭奠，痛哭一番，晚上连夜赶回北京，年复一年，直到癌症病逝。他思想开放，高瞻远瞩，逝世前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是故在其追悼会上，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著名企业家柳传志等都与会悼念。
　　华岗同志一生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南北奔驰，在工作之余或养病、坐牢期间，又有大量著述，一生写下了几百万字，著作等身，许多文章已无法统计，已知的专著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1931年出版，这是迄今仅有的一本记述大革命的史书，不仅当时，即或后来影响亦极为深远，许多著名的老革命家和著名学者都谈到此书对他们参加革命的影响。翻译《共产党宣言》，1930年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二个译本，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的全译本。其中包括了与中国读者首次见面的1872年、1883年、1890年三个德文版序言，而且把陈望道译本中的“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该书一版再版，对唤起民心发挥了巨大作用。《政党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目前新文化运动的新方向和任务》、《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辩证唯物论大纲》、《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美学论要》、《规律论》。另有不计其数的论文。这些专著有些是在狱中写成的，是一部部血和泪的结晶，如他在狱中所写的心境：“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骥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这就是华岗，华岗精神！
　　最后的一面。我有幸也是不幸见过华岗同志最后一面。大约在六十年代后期，一天，我带孩子去城里购置下乡用品，在等候商店开门时，在马路斜对面三、四十米远处看到一辆人力车载着一个人十分缓慢地走下来，更艰难地走上一家商店的高台阶。但是到了商店门口，却迟迟不进去，反复打量，足有三、四分钟，颇似一位隔世的人，不敢贸然进一个陌生的地方。至今我也想不出那一刻他在思索什么，终于进去后，又一会儿，拿着一个鞋盒出来，又是艰难地走下台阶，乘车而去。我惊讶地发现那人竟然是华岗同志，是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当时只知道他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怎会在此地出现？我自1954年至当时不见华岗同志已十余年，但我确信不会看错，并猜想拉车的人可能就是监视他的人，或许还有其他便衣跟踪。当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强压着隐痛，望着他那远去的背影，这是一个比任何背影都沉重得多的印记。回校后征询校保卫处一位负责人，方知华岗同志早已被押回山东省监狱，重回三十年代他曾坐过的牢狱。再到平反后，方知他晚年腿脚肿胀，买鞋应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从此，这沉重的一幕，便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一面！
　　华岗同志是一部读不完的巨著！
　　华岗同志是一座矗立于人们心中的丰碑！
　　哲人其萎，永远让人心痛和怀念！
　　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向阳同志的《华岗传》，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