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文系毕业，做了18年科员，却在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瞩目的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本身就像一部传奇。
与财政结缘
1960年，项怀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做了研究实习员。不久中俄机器翻译项目下马，他先被安排去做外语教师。“教中文还马马虎虎，教外文我哪行？”项怀诚知难而退。“那财政部你去不去？”
项怀诚到财政部税务总局报到。办公室的同志带他领了3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那是1962年的困难时期啊！我就这样成了财政部的干部。”
“在财政部工作时间长了，慢慢地就对数字有了感情。周恩来总理曾把王丙乾部长称作数字篓子，问他什么他都讲得出来。我们那时候的奋斗目标就是向丙乾同志学习。”项怀诚回忆道，“其实，数字也是有规律的。所以我积累数字，与其说是天赋，不如说靠的是苦功。”
一直到他当了部长，每个月的财政和经济数据，他都是自己收集。有时候秘书要查个什么东西，反而要到他的笔记本里去找。项怀诚任财政部领导时一直提倡，人要四勤：手勤，腿勤，嘴勤，脑子勤，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一番。
平民本色
从1963年到1981年，项怀诚整整做了18年的办事员。然而自1982年9月项怀诚担任副处长，到他1986年6月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却只用了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足见财政部党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与魄力。
官越做越大，项怀诚却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平凡岁月里温暖的记忆。
1979年涨工资，30%，并非人人有份。那么多年大家都没涨过工资了，领导说，干脆，拿这一级给你们两个人分吧。一级7块钱，一个人3块5毛钱。现在听来似乎有些荒唐，可在当时却让人备感温暖。
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提拔干部，名额有限，第一批没有项怀诚。项怀诚是知识分子，那时有个外号叫老九。一位老党员便打抱不平：提拔干部为啥没有老九？“这样的一种氛围中，虽然工资不高，职位不高，但心情很好。”
2002年7月，项怀诚赴丹麦参加亚欧财长会，他身上的裤子引起随行同志的注意。“猜猜，我这条裤子多少钱？十几块！不像吧？”项怀诚微微一笑，“前些年，三里河市场大棚拆迁，正赶上他们处理。”谁能想到，在国际财经舞台上叱咤风云、气度不凡的一国财长，居然会穿着十几块钱买来的裤子！
财政部办公楼用的是中央空调，节假日或下班后都要关掉的。盛夏时节，常会看见项怀诚穿件净是窟窿的和尚衫在办公室加班。
当部长时，忙得顾不上吃午饭，他就找到值班人员：“给我来包方便面。”值班人员提议：“还是让食堂送点吧。”他总是一口回绝：“送什么呀，早就营养过剩了。”
赶上节假日有事用车，他很少叫自己的专用司机，而是直接打电话给部里的值班司机，有什么车用什么车，从不挑剔。一次他在首都宾馆参加完一个活动，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坐了进去，引得身后的邓楠同志直笑：“项部长这是去哪儿幽会？”甚至出席国务院总理办公会，他也总是“蹭”随行的楼继伟副部长的车一起去，既可以少用一辆车，又能少麻烦一位司机，一举两得。
项怀诚蹭烟也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知道项怀诚抽烟，但想抽一支他的烟却很难，因为他的烟都是“伸手牌”——想抽了，就伸手跟别人要一支。
待人以诚
项怀诚常说：“财政系统的同志不能吹大牛说大话。给国家理财，白花花的银子，还是手紧一点为好。”有人开玩笑说，他脖子后边的那根筋有点毛病——只会摇头，不会点头。
项怀诚骨子里还是个书生，当部长期间，很少吃请、应酬。他讲，要都吃也吃不过来，干脆都不去吃，免得别人说你看人下菜，厚此薄彼。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项怀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方面，立足于建立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削减随意性较大的、一事一议的财政专款，在财政史上留下了一抹重笔。
“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黄炎培先生的这几句诗，项怀诚可谓刻骨铭心，而“外圆内方”更成为他做人做事的一把尺子。
他常对身边的同志说，一个人活着无非三件事：求知、做事、为人。最重要的是为人。做官永远是暂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在熟悉他的人眼里，项怀诚是个充满了亲和力与人情味的同事和朋友。2004年3月，财政部一位因故背了处分的老司长去世。得知次日上午要为老司长送别时，项怀诚立即调整了工作安排，准时出现在告别现场，令所有到场的老同志心头一热。在北京的大学同学，隔三差五地总要聚上一次，酒水自带，轮流做东，没有什么地位、等级的界限。
退休后的项怀诚，生活很充实，精力主要放在了三件事上：做慈善、打桥牌、读书写字。在项怀诚看来，桥牌不但是门大学问，也是一门完美的艺术——和财政工作一样，都要精打细算。
项怀诚长于书法，还堪称书痴。他看书，文史经哲，杂陈百家，看小说尤其入迷，包括时下流行的各类武侠小说。一册在手，沙发上一歪，一看就到后半夜。老伴常常嗔怪，看起书来像个孩子，管都管不住自己。
退下来的项怀诚不寂寞，不失落。“做官一时，为人一世”，项怀诚做到了心态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