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记者：徐老师，我特别注意到您著作扉页里写着这样两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有生以来所有的老师，献给普天下为师者和文化传承人。愿中华文明在永不停歇的薪火相传中踵事增华，万代辉光。”读完全书，更感到深刻的内蕴。请问您最想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徐超：你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与蒋先生交往28年，其中又有5年时间是当他的助手，并且很早就专注于对他的全面研究。我觉得，先生足以称得上是一位德、学、艺兼备的中华文化优秀传承者。记下这样一位优秀文化传承者毕生奋斗的经历、经验，以彰其德、铭其功、传其艺，就是将一个人创造的文明成果载入中华文明的宝库，永远与世共享。这种做法是中华文明传承的传统方法，做这样的事是每个注重文明传承的人的责任。拙著试图通过论人论艺来揭示和传播一种理念，即崇尚人格精神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堪称精华的一部分。所以读者从中能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呼吁关注和重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学之道、师生之道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呼吁关注、重视和复兴教学之道、师生之道。扉页上的话，就是要向读者明示和强调这一点。

　　记者：看了《崧高维岳》，真觉得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学术性和传记性著作，看得出您是费了很多心血。

　　徐超：你对拙著的定位很准确。本书是蒋维崧教授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硕果基金项目，是先生当年与我联名申请而交代我完成的。该书的内容，除先生书法篆刻作品我要尊重先生生前的选择标准、不刻意求新外，其他内容大约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首次披露。书的后期工作我也做得非常用心，单单是和美编一起坐在电脑旁边调整图版、修订文字的时间前后差不多就有近一个月。

先生是静者如同一把静立的竖琴

　　记者：从“崧高维岳”这个书名就可以感受到蒋先生在您心目中的位置。

　　徐超：其实我要做的，就是写出一个真实的蒋先生，并竭力写出他内心深处的那一部分。

　　记者：那您觉得蒋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徐超：他是一位静者。一把竖琴静静地立在那里，风一吹过，就响起了音乐。先生就是那把竖琴，风是社会、自然，音乐就是先生的生活。

　　他是一位真读书人。他一生以读书为乐，直至弥留之际，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况下，他仍在医院病房记录用纸的背面，留下了纵横交错、断断续续的几组文句：“金文集成几十册，想看”，“先看1-5册”，其中“1-5册”写了好几遍，真可谓读书求知，死而后已。

　　他总是以愚自守。几个人在一起说话，他总是默默地听，谁说话就把脸转向谁，对别人十分尊重。像是为了“节能”，能不说的他一定不说，能少说的就不多说，能用手势等动作代替的就用动作代替。与先生交往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有高谈阔论的时候。

　　他为人厚道。据黄耘石先生回忆说，蒋先生在昆明的时候，“生活很是困难，可他宽厚。我们卖画时，有人买他的字与印，他总是介绍买别人的。”

　　他为人谦虚。2005年，有关单位要为他举办庆祝90寿辰暨执教66周年学术研讨会，他反对，几次对我说：“什么学术啊?我也没有什么学术。”又说：“(写评论我的文章)不好写，不要让人家犯难。”现代社会像先生这样的人实在少见，非常可贵。

　　他有骨子里的原则。同他相处久而深的人都知道，他评价人或事最讲究实事求是。平时同我论学论艺及人，单刀直入，甚至涉及许多熟悉的前辈和身边的朋友也直言不讳。我当他助手期间，重大问题都要他表态，他有问必答，从不回避;尤其是涉及学问、人事等问题，他态度鲜明以至不可更易，这同他平时极为随和、遇事三缄其口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他对传统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极为珍爱。他常说：最可怕的是“弘扬什么毁灭什么”。这话是针对社会上“弘扬什么就毁灭什么”的极端现象说的，可谓痛心疾首。

　　记者：您在书中谈到，可以把蒋先生“理解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研究这样一个典型，的确具有普遍意义。

　　徐超：所谓“符号”可以多角度看，比如可以看成是学者书家的符号、山大百年学人的符号等等，而从大的方面看，则可以看成是中华文化优秀传承者的符号。研究这个“符号”至少给我们这些启发：立身当以品行修养为要，为人之本在此;立业当以相关学问、能力、修养为要，发展之本在此;立艺当以传统经典为要，创新之本在此。要想成就其学其艺，就必须沉寂做人，沉寂问学，沉寂治艺。对书法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是如此，对其他行业和领域也应该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先生的德、学、艺与成长环境分不开

　　记者：读了《崧高维岳》才知道，蒋先生的人格、学问和艺术情结与他的家族和成长环境是紧密相关的。

　　徐超：现已考定，先生可考的近20代先祖基本都是官宦兼学者，其中有进士四人，其清代先祖直接和常州学派结缘，有些还是其中的中坚人物。我们知道这些事实后，对许多问题就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记者：书中有“交游”一节，从中可以看出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曾经对蒋先生产生过重要影响。

　　徐超：先生在重庆的几年，应是他艺术上全面发展和趋于成熟的时期，而这显然与他的交游密切相关。对先生影响较大的有胡小石、乔大壮、吴梅、汪辟疆、汪东、沈尹默、潘伯鹰、曾克耑、曾绍杰、章士钊、徐悲鸿、李天马等先生。我的这个看法曾得到先生的首肯，他多次对我说，因为与乔、沈交往的都是一流学者、诗人，这些人在学问、艺术上都有很高的修养。虽然抗战条件艰苦，但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得以发扬。

　　记者：蒋先生年轻时选择了学问之路，便是受惠于恩师。

　　徐超：先生多次给我讲，“我大学毕业以后，乔大壮先生找到徐悲鸿先生，想请徐帮忙介绍我去当教师，而徐先生出于对我家计的考虑，想介绍我刻图章。去征求乔的意见，乔说：你不要去当篆刻家，因为一旦成了职业，你就要受买主影响，就难成就艺术了，你还是去当教师、搞学问，结果就听了乔先生的话。”每次同我说起这件事，先生总是高兴地说：“现在看来，我听乔先生的话就对了。”所以，先生一生都是以学问为第一生命，治艺的前提和基础是与之相关的学问。我们研究了每个成功者背后的故事，就会懂得教育的意义，懂得为人师表的意义。

满腹诗书从不张扬以人格、学问滋养艺品

　　记者：通过对蒋先生的研究，您总结出“以人格、学问滋养艺品”的观点，这很使人信服。

　　徐超：先生一生总是默默做事，从不张扬。我看他在各类文献上的眉批以及各种读书笔记，深感他在传统语言学、古文字学、辞书学、古籍整理等领域下的硬功夫，而周围的人不知其详。早年台湾报刊登载的“大陆十大书家”中就有先生，但他从不宣扬。类似的事实在我书中多有记载，所以我说，立定学问的根基，同时又潜心于与此学问关系密切的艺术，相互映衬，这就是古语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先生的书法篆刻成就不仅是他高层次综合修养的体现，同时也是他人格精神的体现。

　　记者：书中以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现了蒋先生为人为师为艺的风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记述蒋先生为您题字的那段，令人感动。

　　徐超：先生感人的事实很多，你说的这件事的确感人至深，以至到今天，其中的每个细节我都难忘。书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从来就没有把先生的这次创作仅仅看成是翰墨场上的一次馈赠，而是看成最生动的一堂课，从怎么做人、怎么为师、怎么办事的精神和态度等人生大节，到笔墨纸砚的使用和创作的起承转合等每个细节，都无愧典范。它演绎的，是细节决定品质的典范，是钢铁怎样炼成的典范，是身教重于言教的典范。”我等后辈何能及之，何能及之!

　　记者：这是一种境界。

　　徐超：是啊。这又使我想起先生去世前与我的一次对话，那一次我问先生：“为什么你的各类书体都能写得与众不同，而个人风格又能和谐一致?”先生答：“我有两条：一是，看我的字、印，再看我这个人，看看是不是统一的;二是，看看我做的这件事、那件事，写的这种字体、那种字体，又是不是统一的。如果是，那就说明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拿别人的。”先生平生极少用这样的口气说话，这让我清晰地认识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这样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里，每个人是唯一的，因而他的艺术也是唯一的，艺术即人;在这样的境界里，人和艺术是统一的，因而人即艺术。先生的艺术就是这样境界的艺术。

　　在招收博士生和成立书法研究中心的时候，先生都曾对我说：“现在做的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检验。”我写这本书也努力持这种态度。我虽努力去做，但仍不免会带有认识和情感上的偏见。蒋先生门下弟子不可胜数，我希望有更多的知情人，尤其是得到先生长期指导、培养的门生后学，出来纠正和补充拙著的不足，把先生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更全面、更丰富、更真实地展现出来。

　　人物简介

　　蒋维崧(1915-2006)，字峻斋，江苏常州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顾问等职。

　　徐超，字逾之。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书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书协顾问。曾任中国书协第四届学术委员。2001至2006年任蒋维崧教授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