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刘绍刚，号泺源、修公，一九五八年生于山东济南，回族。一九八二年二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到北京，在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工作。一九八六年又就读山东大学蒋维崧教授指导的汉语史专业研究生，专攻文字、书法方向。一九八九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咨询中心•文物鉴定研究室客座研究员。著有《中国古代文房四宝》、《篆书诗词名句选》、《蒋维崧临商周金文》（与蒋维崧先生合著）、《刘绍刚印存》、《泉城雅集》、《刘绍刚篆书舜典》等著作。
近日，刘绍刚先生受邀回到母校山东大学，为山大110周年校庆创作了八幅书法作品，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以字为礼 献予母校
在中心校区学人大厦11楼的一间书房里，八幅刚刚写好的、用不同古文字书体写就的书法作品整整齐齐地布列在墙上。这八幅墨宝，就是山东大学1982届校友、国内知名书法篆刻艺术家刘绍刚先生为母校110周年校庆献上的独特贺礼。
“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必以和，优游以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矣，学而慢其身，虽学不尊矣，不以诚立，虽立不久矣，诚未著而好言，虽言不信矣”、“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天下国家矣”……据刘先生介绍，这八幅书法作品的内容，都是从《礼记》、《荀子》、《孔子家语》等先秦诸子经典文献中摘引的孔子论学方面的名言。之所以选择这方面的内容，刘先生表示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献礼母校，希望广大学子可以认真体会孔子的深深教诲，勤谨治学；二是区别于他为山东省博物馆创作的《论语》孔子论学的八条屏。
这八件作品不仅内容意义深远，字体也丰富多姿。之前刘先生为山东省博物馆创作的《论语》孔子论学的八条屏，分别用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金文、石鼓文、秦简、楚简、小篆、汉隶写成，而为母校创作的这八件作品，则另外选用西周金文、东周金文、齐系金文、秦系金文、晋系金文、楚帛书、秦简、汉简八种字体写成，与为山东省博物馆所书写的作品在内容、形式上都有所区别。
这八种如今已难得一见的古文字在刘绍刚先生笔下洋洋洒洒，蔚成大观，线条清丽生动，笔意质朴洗练，或粗犷，或细腻，每种字体都体现着独特的时代风韵和艺术魅力，徜徉其间仿佛时光倒流，秦汉、战国、春秋、商周，这些古老的年代似乎都在用不同的字眼讲述着各自的故事，不禁让人感叹中华古老文字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提起创作这八件作品的由来，刘先生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今年一月份，徐显明校长、李建军副书记等到北京参加北京校友会的正式成立仪式，会上见到刘先生时，提出请他为山大知新楼的贵宾接待室创作一件书法作品，李书记知道刘先生新近为山东省博物馆创作了《论语》孔子论学的八体书条屏，是省博物馆目前悬挂的唯一一件当代书法家的作品，写得十分精彩，便提出也写一篇同样的作品。刘先生当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之后，他考虑《论语》是比较通俗的，挂在博物馆比较合适，但要在山东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里，还是从先秦文献中选一些句子更合适。至于书体的选择，刘先生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既要有八种字体，又要与为山东省博物馆书写的有所区别。所以他重新选词，重新查找古文字，重新设计出不同的书体和章法布局。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他才写出了初稿。
初稿写出之后，刘先生还将其扫描，在信箱里发给文字学、书法界的朋友，请这些学术界、艺术界的朋友提意见。其中吉林大学的战国文字学家冯胜君教授，在对刘先生的书法给予肯定的同时，对作品中几个战国文字写法用字的错误和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刘先生根据冯教授的意见，在回母校创作时全部予以修改。
回到母校书写时，他先请好友范玉庆、周冰、扈玉堂帮忙打好朱丝栏和格子，每一种都打了两三张，在写完一遍后，张于壁上，反复观摩体味，发现不足后，再重新书写。“蒋老不在了，文字学上我就请教当今国内的学者，书法上我就请蒋老门下的师兄弟帮忙把关”，他先后请来了学校里的王长水、王培元、俞黎华、傅和远、刘培平、马广海、王磊、唐建等老师和师兄弟前来指教，蒋老晚年的学生范玉庆等更是常常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听了师友们的意见后，刘先生又重新修改书写。这八条屏，先后写了有二十张之多，才最终选择了其中最好的八张。在校庆办副主任王飞代表学校接受作品时，刘先生说“为校庆献礼，我要尽自己的努力，拿出最满意的作品来献给母校”。
师恩难忘 教益永铭
谈起学习书法的经历，刘绍刚先生感慨，恩师蒋维崧先生对他的影响，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令其受益匪浅。
“蒋先生研究的主要是语言文字学，跟纯粹的古文字研究还不完全一样，当时蒋先生教育我时，还是往古文字研究上面靠拢。这为我今后从事古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和书法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刘绍刚先生回忆，蒋先生当时给他们的教诲是，写古文字并不难，难的是要有深厚的古文字研究的学术背景，才能把字写得更好。而在刘先生看来，有无学术研究背景的支撑，关系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
对于书法创作，蒋先生说过：“我反对把过去的完全推翻来创新，但我更反对陈陈相因。我们这个时代出土了这么多新的资料，我们要写出有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书法作品来，否则会对不起这个时代”。提倡“借古出新”，是蒋先生对待古文字研究与书法创作的一种态度，后来也成为刘绍刚先生从艺和治学所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
将商周、春秋、战国的金文认真研究，融会贯通，并将其各自的优点糅合到书法创作当中，是蒋先生一贯坚持的做法，在刘绍刚先生看来，这需要极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艺术领悟能力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像蒋先生这样写古文字的书法家自古至今都属凤毛麟角，其书法作品学术含量、学术水平是最高的，既是艺术品，同样也是学术成果。刘绍刚先生认为，“新出土资料的增多和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入，是我们能够写好古文字书法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除了古文字研究和写作上对学术背景的重视，蒋维崧教授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和精神也一直深深影响着刘绍刚先生。读研期间，跟随蒋先生做学问，让他倍感蒋先生的学问深不可测。每当有人提出疑点难点问题，蒋先生答疑解惑清晰而准确，总能从书架上快速而准确地抽出书，把要找的内容翻出来。
据刘先生回忆，有一年，滕州市要搞一个“墨子篆刻碑林”，找他刻“甘井近竭”四个字。在刻字前，刘先生遵循跟随蒋先生学习时一贯的传统，先要查阅文献，在手头的《二十二子》本的《墨子》中，他查到了“甘井近竭”，便觉得没有问题可以刻了。刻好了之后，拿到宾馆向蒋先生请教，蒋先生看到后，便告诉他刻错了，应该是“甘井先竭”。蒋先生翻开《说文》，指出“近”和“先”这两个字的古文很相近，而在孙诒让《墨子间诂》里，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回去一查，果然如先生所说。这次经历让刘先生感叹良多，若没有长久的、严格的学术训练，便不会像蒋先生这样面对如此浩瀚的学问而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在研究生毕业后，刘绍刚先生觉得自己的文字学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便查阅了多种文献和字典，编写了一本《篆书诗词名句选》，后来将初稿呈给蒋先生指教，蒋先生边看边指出哪个字错了，哪个字应该怎么样写，出处在哪里，这让他感到汗颜。“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蒋先生是在教育我们，写字并不光是简单写几个字的问题，不光得写好还得写对，不能出错闹笑话。而这就需要你对古文字学有深入的学术研究。 ”
2000年，济南市园林局、千佛山风景名胜管理处想在千佛山立一块刻石，上刻《尚书•舜典》，近800字。原本要请蒋先生写，但蒋先生表示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难以胜任，于是推荐他的学生刘绍刚来写。“我那时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心想，这还不能写吗？但当真写起来，才体会到难度之大。”
这不单纯是去写，首先要对《尚书》的各种版本进行考证、校订。蒋先生以阮刻十三经注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为本，参校了大量清儒及近世学者研究成果，拟定《舜典》文本；又指导学生参考两周金文、《汗简》、《说文》古文及新出土简帛铭刻，拟订出初稿，蒋先生又逐字修订，严加审核，拟就定本。其后，刘绍刚临池书写，积时月余，三易其稿，墨稿始成。这其间，蒋先生对每一步骤都认真指导。2009年，这幅由蒋先生指导、刘绍刚书写的长近20米、高4米的巨幅篆书刻石终于在千佛山舜祠落成，为济南市增添了一处亮丽的人文景观。
“跟蒋先生学，学的是文字学，得到的是一种严谨、认真的学术精神。”刘绍刚先生表示，现在献给母校的这八幅书法作品，也是几易其稿，案头工作做了很久，颇费周折。而这主要就是源自当初在山大跟随蒋先生读研究生时养成的习惯。
“在我看来，蒋先生是当代中国书法界的一位大师级人物，是我们山东大学的骄傲。对学术和艺术的尊重和真诚，是蒋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立足学术 游艺书法
在当今的书法艺术界，能被冠以“书法家”的称号是不少爱好笔墨的人士自感荣耀的一件事。而在书法、篆刻领域颇有造诣的刘绍刚先生这里，他却不愿被人称作“书法家”、“篆刻家”。“有时别人介绍我，常常冠以‘书法家’、‘篆刻家’的头衔，其实我最怕别人叫我书法家。”刘绍刚先生说，当今的书法界颇为浮躁，有一些所谓的“书法家”身上“江湖味”太重，整日在外面参加“笔会”、“酒会”，根本没有坐在书斋里读书、临帖的功夫。还有一些人缺少基本功和对书法的领悟，不尊重优秀传统，奢谈什么“个人风格”和“创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该做的事情。
刘绍刚先生谈到，上世纪70年代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简牍帛书，湖北睡虎地出土了秦代竹简，山东银雀山又出土了《孙子兵法》等汉简，之后又陆续在湖北出土了《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一些从未见到过的先秦文献。这些简牍帛书的出土，除了对历史、文字等学术研究有重大意义之外，对我们认识古代篆书的用字、用笔等书法问题都有了新的启发，这种眼福也是魏晋以至明清的书法篆刻家都没有的。这些发现无疑为当今书法篆刻艺术提供了新的创作元素，这是当今的艺术创作者的优势。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字学研究基础，没有对古文字的探究和了解，就难以利用好这些资料。
刘绍刚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为之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又师从蒋维崧教授，攻读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期间不但临摹了大量的甲骨、金文，更系统地学习了古文字知识、理论。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参加了《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日照海曲汉简》等出土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并担任国内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出土文献研究》主编。他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多年，看到了国内许多新出土、新发现的第一手文物和文字资料，始终走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这是他在当今书坛特有的优势。进而，这种优势使他的艺术获得了一种学术上的价值。
搞艺术和做学问不同，需要有一定的天分。有一位评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治学可以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搞艺术，如果没有一点天分，可能再努力也是不会成功的。刘绍刚先生无疑是一个极具艺术天分的人。他追随蒋老学习书法篆刻，没有几年的时间，就获得了1981年首届大学生书法竞赛二等奖、1983年首届全国篆刻征稿评比一等奖。然而刘先生深深懂得，学习书法篆刻，只凭借天分也很难达到艺术的顶峰。蒋维崧先生为首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书写的荀子的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刘先生在书法篆刻创作上，也是十分的努力。他借助工作的优势，看遍了国内的简牍帛书等文字资料，对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认真学习和吸取，将其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之中。四十五岁后，视力的下降，让他慢慢退出了篆刻创作，而把主要精力放到书法上来，五十岁时，在山东省博物馆举办了《泉城雅集》书法展，第一次向社会展示了他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就，获得了书法界专业人士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