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张金光，1939年3月出生，山东阳谷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历史研究》、《汉学研究》（台湾）、《中华文史论丛》、《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次，二、三等奖多次。专著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系积二十余年之心血结晶而成。学术研究，另辟蹊径，走创新之路。积三十余年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研究之功，力求构建一个具有独创系列范畴概念的中国古代历史体系。这些新概念主要包括“官社经济体制模式”、“邑社农村共同体”、“国家权力中心论”、“中国地权本体论”、“实践历史学”等原创性核心范畴、概念。
前不久，张金光教授在《文史哲》杂志发表《关于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问题的新思维》一文，以其新颖独到的观点，引起学术界关注。他将自己经过长期实证研究所构建的中国古代历史体系归结为：“总的看来，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运转的。国家权力支配一切，由其规定、规范了中国历史的基本进程，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中国国家的核心权力是土地国家所有权。本乎此，大致可将中国古代（周至清）社会形态分为四个递进相续的时期：邑社时代（西周春秋）、官社时代（战国-秦）、半官社时代（汉-唐间）、国家-个体小农时代（宋-清间）。此正是从中国历史内在的基本实践历史发展逻辑出发，揭示了中国历史自身固有之规律性。 ”
张金光教授有着双重身份：既是有志于“成一家之言”的先秦、秦汉史学者，又是一个支撑多口大家庭的农民。他常言“为学”、“学术研究”是他的“宗教”，是他的“生存方式”。他于贫寒中，以独立之精神，勤勉读书，却因时运不济而疏离于学问；治学之路一波三折，进退维谷，饱受命运的捉弄；他于古稀之年，边带孙辈边做学问，却踌躇满志，在片刻宁静中尽显其学问的厚重与新锐。志于学，勤于学，困于学，成于学，翻开他的过去就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书。虽然为学之路崎岖坎坷，但却勇于创新。在他这里，学术之成就与生活之艰辛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常说“人生为学易，求生难”。他总是在逆境中求生存，于夹缝中做学问。
志于学，勤于学
张金光教授从小爱好学习，初中时热爱数学且数学成绩突出，但高中时却突然转向，酷爱文史，随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始进行正规的史学训练。他勤勉刻苦，废寝忘食，为以后的史学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影响终身”。张金光教授立志于做学问，无新见不为文，好选择高难的课题，与自幼爱好独立思考、善于学习的性格有关。偏好独处、独立思考的习惯导致了他善于学习的特点，能在看似平凡的事情中学到有用的东西，这就是他常说的“一叶知秋”。他经常对人说：“学问之道，贵在维新。”总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方法解决问题，而不是生搬硬套已有的或者别人的路子，可谓“一砂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独立思考，善于学习，决定了他做学问讲求创新的原则，但是他的“维新”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以求真为目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是他常赠与别人并与之共勉之言。
张教授立志于做学问，既与他自幼的性格有关，也离不开他的家风、家教的影响。先生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山东阳谷农村，父亲虽未念过书，但做小买卖中与诗书礼仪之家交往频密，接人待物，彬彬有礼。每逢路人过家门，他总恭敬问道：“先生，吃顿饭，歇歇脚再走吧”，这给张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家中大哥跟从一个清末秀才读私塾，头脑灵活以至于过目成诵，会做八股文，深受私塾先生喜爱。因其家贫，私塾先生独不收他的学费。张先生当时年幼，虽不能深刻理解，但在其影响下能背诵部分《千家诗》，后来也行过拜师礼。母亲虽是普通农家妇女，但是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的人生感悟，能从夏日蛙声中听出农人的喜怒哀愁，这影响了他后来做学问注重中国农民的问题，农民的命运与遭遇，主张“回归中国历史境域”。
张教授到聊城一中读高一时突然转向文史，这种爱好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埋头读自己喜欢的书。高中时便通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西厢记》、《桃花扇》等原本。这种读书兴趣的突然转移，与其家庭中崇尚诗书的家风以及大哥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
张教授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书，开始了历史学的正规化训练。他是按照乾嘉学术范式训练自己的，这使他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终日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文献，通读了二十四史，抄录资料卡片，五年的大学读书生活，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大学毕业前便有两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发表。
困于学，成于学
古虽有言：君子穷而不困，但是“孔子厄陈蔡”，《周易•大壮》爻辞“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生动描述了人生境遇中有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欲进不能，欲罢不忍。张先生的为学之路上至少有三个较大的困境：毕业返乡无法继续学问却痴心不改，半耕半读无法潜心学问却也无法抛弃，著作成稿无法出版却不甘废止，一切困境最终还是归于生存的艰辛与做学问之心的矛盾。
困境之一：既然已经有志做学问，又有良好的史学积累，如此潜心学术的话，其成就是可以预期的。但是毕业后分配的工作有违自己的志向，且收入难以养家。然而返乡便使他丧失了一切读书研究的条件，近二十年的乡野生活让为学变得遥不可及，生存成了最严峻的问题。“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家庭频遭不测之祸，六年之间，连丧四位亲人，此外他还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时竟到了拆梁换棺的地步。对于那段让人由希望转向失望的往事，先生微吟：“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困境之二：1978年国家首设学位研究生制度，他报名并轻松考取了山大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但是身担家庭重任，求学之心与现实生活让他左右为难：一方面是自己不灭的为学之心，另一方面是家中严酷的现实，子女众多且年幼，妻子身体不好。无奈之下只好半耕半读，开学报道后就请假回家务农直到放假前夕，连最后的毕业论文都是在家里床头上写的，这样的生活，留校任教后也没有改善。再到后来，全家进城求生，子女成家立业，始终生活在奔波操劳之中。
困境之三：先生的重要著作《秦制研究》，在秦代制度史以及秦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不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将继续在该领域熠熠生辉，不可代替。《秦制研究》本为出版社约稿，1987年完成，到2004年付梓出版，中间辗转十七年，经过数次变故甚至天灾人祸，对常人来说，能坚持下来已经是最大的胜利。这本学术著作的背后，不仅凝结了智慧与辛勤，也融汇了一段曲折的往事：1986年的芜湖秦汉史会议上，有出版社与张教授约稿（即后来《秦制研究》原型），并告之先生打算出版后去参加全国学术著作出版物的评比，先生于1987年交稿，却恰逢出版界开始自负盈亏，出版一事遂化为泡影，且书号日贵，只好搁置，只能陆续发成论文。辗转到90年代，广西教育出版社与先生商议出版这本书，先生欣然接受，并增加5万言自序。时值四校，不料先生家中遭遇不幸，先生身心俱摧，每逢节日举家痛苦，亦绝意于出书之事。因此逾期，出版之事功败垂成。不久，四校之稿在电脑安装系统时被覆盖，唯一的繁体手稿在寄往台湾后又下落不明。依靠对自己思想体系的谙熟，他对论文残篇重新组织。2004年，论著终在文史哲研究院的支持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获广泛好评。
逆境面前，他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因为在他这里，既要求生也要求学。他给不同的人留下不同的印象：在学术讲座上，他是学者、教授，头戴一顶黑色圆礼帽，身套一件黑色旧风衣，条理清晰，见解独特，侃侃而谈。在马路上，他是一个老农，是为生计挣扎的普通人。在家中，他首先是爷爷，照顾着众多孙辈，小的还上托儿所，大的读中学，60岁开始学习电脑的他常常被孙儿搂着脖子在键盘上敲下他思想的火花。从2010年2月初到笔者采访的12月中旬，他已经完成约稿论文11篇，并着手第12篇的写作，资料全靠学院的资料室，他一度成为那里人们最熟悉的身影。他的人生路途之曲折、丰富，足可以成书，但他希望在精力还算充沛的当下多做点学问，以至于常工作到凌晨两点。除了《秦制研究》，他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官社经济体制模式研究》，成果50万字，被国家规划办专家鉴定为优秀。此外还有数十篇创造性专业论文，且依旧笔耕不辍。他始终困于学，但在与生活的搏斗中，学问的花朵就这样在他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悄然盛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