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2009年新闻人物系列报道之何中华
发布日期：2010年01月26日 16:24 点击次数：
［本站讯］“从何老师身上，你似乎能够看到童书业的影子。”这是哲社学院院长刘杰对何中华教授作的第一句评价。“山大文学系的冯、陆、高、萧，历史系的八马同槽一代精英的精神风范，再度在何老师身上得以体现，他延续了老一代学者的品质和风范”；“何老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领域的重要学者”。刘院长对何中华教授很是赞赏。
普通的休闲装束，普通的外表，谦逊的言谈举止，如果我们不认识何中华教授，很难从人群里找到他。但就是看似很普通的何中华教授，却重建了我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并在现代性和社会发展研究方面提出“互斥说”、“划界论”等等，最终在学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也是这位何中华教授，深受学生喜爱，常常引得外院学生跨校区跑去听他的课，何中华教授的讲座更是场场爆满。
自成一家之言，代表一派学术观点
默默无闻，不追求物质享受，不喜欢赶时髦、凑热闹的何中华教授，其信条是“做学问需要寂寞、需要沉潜，更需要孤独的心灵在寂寞中陶冶和升华”。他尊崇范文澜先生的“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崇尚钱锺书先生的“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青灯孤影，甘于寂寞，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因为这是他的终极追求。
何中华教授对哲学的特殊偏爱，让他夜以继日，“在求学道路上要证得真谛，要在学界真正拥有发言权，必须下苦功，舍此别无他途”。他阅读过的书目难以计数，卧室里的书橱几乎接到了天花板，客厅地板上也堆满了书刊，给人以局促但又充实之感。家里不置花草虫鱼、字画摆设，因为那会占用太多的空间。在没有使用电脑以前，他制作的读书卡片多达数千张，装满几个卡片箱，做的读书笔记逾百册。他自费订阅杂志六七种，各有关杂志又每月赠阅报刊十几种，月均阅读量大概不下百万字。
大量的阅读，加上天生跟常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何中华教授认识到，“以往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存在着不少‘误读’成分。以旧的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经典’表述，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差甚远”。“它不光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而且使哲学变成了科学的附庸，即‘反思’沦为‘反映’，从而丧失了哲学所应有的睿智。”
所以，“要对马克思哲学思想重新解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乃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使命”。为此，何中华教授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再认识”。他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提出了建立哲学学体系的构想，并在元哲学领域进行探索，对于哲学的形上学本性、哲学视野之独特性、哲学比较的方法论原则等问题做了考察；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内涵进行新的诠释，从哲学角度“重读马克思”，力图以实际的运思超越“回到马克思”与“告别马克思”的路数，从辩证法和现象学的内在结合上寻找马克思哲学意蕴得以展现的可能性；揭示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的绝对性和超验性，并把它同人的存在联系起来考察，给出了价值范畴的新定义，为突破经验论思维方式的桎梏提供有启示意义的借鉴。这些就是何中华教授在哲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主要收获。
创造欲望一直很强的何中华教授，同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触角伸向对现代性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研究。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是他对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另一大贡献。他注重对“发展”和“现代化”范畴的形而上学前提的追问，探究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的存在方式及命运，重思社会发展的存在论含义；考察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出“互斥论”和“划界说”；从哲学角度阐释可持续发展理念，分析它在实践和理论上面临的难题，凸显问题症结，清算前提和预设本身。
迄今为止，他已经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280余篇论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重读马克思》等专著。不少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有关专题等转载，并被多种文集收录；有些论点收入《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哲学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等工具书，并被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援引。
在学术研究中，无论尝试什么，何中华教授都不想重复别人，一定要说出自己独特的东西，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无意识要求，所以“何老师文章的鲜明特点在于原创性和严谨性，他的文章不是研究综述，不是观点拼凑。”刘杰说。何中华教授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里独辟蹊径，不囿成说，提出的新观点能够代表一派学术主张。
当然，与他的学术成果一起在学界出名的还有他的治学严谨、求实创新的作风。为了查找一段材料，他可以翻箱倒柜，为了解决一个困惑，他可以茶饭不思。为了写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差异的论文，他翻阅了上百册书籍。其创造性的观点和谦逊的美德赢得了学界同仁的尊敬，连当代哲学泰斗黄楠森老先生都很关注他的作品。
赞誉和成绩反而使何中华教授更加谦逊和严谨。在讲到与自己相左的观点时，他并不单讲自己的是与别人的非，而是各搬出双方的论点论据，横排竖比，相互辩驳，终至于双方各露其底，真伪自现。整个论述过程始终贯穿着和而不同、有理有节的谦谦君子之风。然而，在真理面前，他从来不“和稀泥”，“不管对面是一座小土包还是一座大山”，凡涉及学术上的是非曲直，他总是力陈己见，追根究底，为学术争自由，为真理争尊严，总能让人联想起先贤“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遗训。
最近，何中华教授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论文引起了数篇争鸣文章，他关于“实践本体论”的阐发也引起了商榷。“商榷文章没有什么不好，刺耳的批评也值得倾听，它们往往从另一个向度上拓展我的思路”。何中华教授欢迎别人的批评，因为他相信“真理总是在辩论当中诞生的”。
为人，为师，潜心教学
“何老师在国内中青年学者中应该属于一流学者，是少数几个创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专家。”“甚至可以和吉林大学的孙正聿、南京大学的张一兵、复旦大学的俞吾金齐名。”“他的主题文章是目前国内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和青年学者写论文和做研究不可逾越的必读文献。”听得出来，刘杰为本院能拥有何中华教授而自豪。
虽然在学术研究领域成绩斐然、知名度颇高，但何中华教授却始终坚守大学教师应担承的责任和使命——教书育人。面对当前的教育体制导致的一些人因为教学而妨碍科研，或重科研而轻教学，何中华教授认为“科研和教学本为一体，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从某种意义上说，何中华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他的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他不断提升的学术境界让他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能够保持生机和活力。
他上课的特点之一就是引经据典，对名家经典著作的熟稔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常常是信手拈来一段材料妥帖置于授课内容中，并指出此材料见于某著作第几卷第几页。有位好奇学生，曾在何中华教授为博士生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思潮”一课上做过统计，发现在短短186分钟授课时间中，他讲到中外哲学家理论观点达42处之多，既有历史理论，也有学科前沿，既有耳熟能详的大方之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学生形容听何中华教授的课，如同享受一场场文化盛宴。所以何中华教授的课经常吸引不少外院系的学生来旁听。据哲社学院教务老师讲，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旁听者甚至比选修此课的人数还多。何中华教授的讲座，更是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里也站满了人。
但是更吸引学生的是何中华教授自身具有的一种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的理想魅力。“纯书斋式的学问虽然也能做得炉火纯青，但总给人一种无根的感觉，留有缺憾。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过自己的理论不是背诵得滚瓜烂熟并加以机械利用的僵死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本然地推崇现实批判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终生关注人世间的苦难，致力于解除资本主义制度施加给人的种种束缚与异化，他们毕生事业追求也在于实现人的历史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研究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更要具有这种现实关切精神，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好像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东西，否则，在隔断它历史传承关系的同时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遮蔽它的本真面目。”对此，何中华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改变传统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目和本真精神。“陈旧的教科书体系遇上落伍的教学方式，怎么能不导致马克思主义声誉日下的糟糕局面呢？”
为此，何中华教授要重新开启“哲学使人聪慧”的功能。经过自己对哲学学科之独特性质的领悟，总结出“习得”和“做”的教学方法。他把所授学科的所有知识点都传授给学生，包括各家之言，不单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对所有知识点进行评判，“要赋予学生选择知识的权利”，这本身就是训练学生具备质疑、批判、反思的意识，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达“习得”的目的。所以，面对新生入学后在角色转变上存在的困难，何中华教授总是在第一堂课上帮助大家先实现认知角色的转变。“如果学生不晓得大学课堂提供的不是教条，不是答案，而是为能力的习得准备条件，就很难实现由中学阶段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反思者和批判者的角色转变，对于哲学这门学科来说尤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大学教育的真谛。”
何中华教授针对哲学学科特点，要求学生在“习得”的同时要“做”，“学习哲学的方法和学习其他学科的方法有联系亦有区别。学习哲学需要实际地思考，尤其是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哲学具有实践性，学生要学会‘运思’，把自己作为实践者而非旁观者，这样才能真正习得哲学思维方式。”何中华教授欣赏那类“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除了拥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外，其标志更在于他还必须具有一种担当，就是基于社会责任感而形成的对现实的批判反思的冲动和能力。“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了批判的姿态，也就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所以他认为“知识固然是前提，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拥有一种反思的能力，一种批判的姿态。”
在教学中，何中华教授注重用平等的姿态与学生沟通，“在哲学课堂上，千万不要以为学生年纪小就幼稚、缺乏智慧，禅宗六祖慧能不识字却成为一代宗师，知识不等于智慧”。其实“人人都有寻求终极价值的潜在冲动，人人都有表达见解的诉求，我的授课就是把这个被遮蔽的原初欲望激发出来，和大家分享、参与对话，并根据我的自身体悟，引导大家，一同思考。”
课下，为了及时了解学生的状况，他和学生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对于学问上的困难，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答，对于生活上的困难，他竭尽全力。2003级硕士研究生孙成竹不会忘记，有一次她生病不能上课，向何中华教授请假。何中华教授事务缠身走不开，在电话里叮嘱她要注意身体，次日，让夫人到医院探望她，过了两天自己又亲自拎着水果到医院看望。孙成竹后来动情地说：“作为自己的导师，百忙之中还要亲到医院探视学生，真是令我终生难忘”。
回归中国古典哲学研究
何中华教授不想做通俗、普及哲学应用之类的工作，“因为哲学就是哲学，通俗化与庸俗化往往难以清晰地界分，所以它有可能伤害哲学的纯正性。”他打算沿袭自己前期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继续把马克思哲学观的阐释工作做下去，把尚未搞通透的地方做得更缜密些。
除了对哲学深有研究外，何中华教授还有些业余爱好，如对绘画、音乐有一定的研究。他年轻的时候学过绘画，特别推崇西洋画，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意识也逐步成熟，开始反思自己的反传统，渐渐偏爱起中国的传统绘画和传统音乐。“绘画和音乐其实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国的绘画和音乐浓缩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正是这种民族情结让何中华教授“最后还是要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中国人总是要研究中国的哲学”。
何中华教授就像一辆高速开动的车子，道路两旁无论如何鸟语花香，无论如何风光旖旎，都与他无涉，他把自己全副精力几乎都交给了工作，交给了研究，交给了学生，交给了自己的理想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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