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山东大学走出来的财政部长(1)
发布日期：2011年03月30日 16:45 点击次数：
［本站讯］项怀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八任财政部长，提起他的名字，如果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确有点夸张，但说他名扬四海，为一般士人所熟悉并不过分。财政部前三位部长都是开国元勋：薄一波（任期3年）、邓小平（任期1年）、李先念（任期21年）。项怀诚无法和他们相比，可与嗣后的四位财长张劲夫、吴波、王丙乾、刘仲藜等人相比，名气就大多了。这样说，笔者并非有意在贬低后者，其实这四位财长都是才华出众、卓尔不凡的人物，但他们都不如项怀诚的机遇好。项怀诚赶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他以弄潮儿的身姿在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海里乘风破浪，胜利地到达了彼岸，创造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业绩。
由于年龄的关系，项怀诚于2003年3月从财政部长的位置退下来，又当了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2003—2008年），此后他在电视上很少出镜，他的名字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我们回过头来翻一翻他的成长历史，探讨一下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原因，研读一下他的品德和才华，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而又有趣的事，将会给青年人的成长带来一些启迪。
一、深厚的学养
项怀诚出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是江苏吴江县庙港镇。但他的童年却是在庙港镇附近的震泽镇度过的。《史记》上记载“三江即入，震泽底定”，说明震泽这个水乡小镇已有三千年的历史。1939年2月24日（公历）项怀诚出生之时，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为了避难，也为了便于子女上学，他母亲和姑姑商量，决定离开上海，回震泽居住，租赁了北藕河坊表亲杨家的房子。此时他的父亲（纺织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正押运一批丝厂设备，取道海上，由东南运往四川。这是一些有气节的民族资本家发动的工厂内迁，誓不资敌的爱国行动。
项怀诚的父亲叫项志生，母亲李文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曾祖母出身于名门望族，是位大家闺秀，有很深厚的文字素养。四岁开始，项怀诚就跟着曾祖母念经、识字、背唐诗，五岁进了学堂——当时颇有名气的池塘桥小学。他性情聪慧，学习成绩很好，凡是考试成绩均进入班级前三名，祖母就给他买一碗小馄饨算是奖励。五年后，即1950年春季，只有11岁的项怀诚考进了震泽的育英中学。这虽是一所地处乡镇的中学，但却是江苏省重点中学，任课老师大都博学多才，还有几位留洋生。给项怀诚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教语文的徐甸南先生，他经常穿一袭丝绸长衫，风度儒雅，古文功底很好，讲《古文观止》不用带本，只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边写边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另一位是教英语的朱竞年老师。朱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英两国语言。他的英语十分流利，应对自如，语法讲得特别好。从此可知，项怀诚是经过名师传授和教育的，加之他个人的勤奋好学，中学时代各科知识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为他今后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上海解放后，他转到上海的怀恩中学，不久又转入市北中学，1956年顺利考进了山东大学中文系。这年笔者也考进了山东大学，有幸与他建立了同学关系。
高考前，关于报考什么专业问题，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怀诚的父亲对他的思维类型做了一个测验：父亲拿出电话号码本，随口念出了十个电话号码，叫儿子复述，当时上海的电话号码是五位数，十个号码他只背准了两个；父亲又从《新民晚报》上选了一篇小小说念给儿子听，然后让儿子复述情节，恰巧那篇小小说怀诚看过，对故事情节记忆犹新，自然复述得详尽而流利。据此父亲认定儿子的形象思维优于逻辑思维，于是对儿子报考中文系大开绿灯。
那时山东大学的中文系在全国是十分著名的，有许多大师级的名师，如冯沅君、陆侃如、高亨、高兰、萧涤非、尹孟伦、尹焕先、蒋维崧等，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都是卓有建树的专家，能聆听他们“传道、授业、解惑”，真是一生莫大的幸福。但不幸的是，从1957年开始，政治风暴一场接一场地刮起来，席卷神州大地，高等学府首当其冲。首先是“反右”，继而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再后就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会学习讨论，下乡参加劳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这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也冒出了一些积极分子，以整治别人来显示自己的进步，但是大多数同学是随大流的，而项怀诚的表现如何呢？据我的观察，在“随大流”这个人群里，他应是比较靠后的一位。人人都知道他的一个小故事，也是他如今经常向人讲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小组又开学习讨论会，他借故打水，提着两个暖水瓶溜了出来，把暖水瓶放水房里，就去街上影院看电影去了。一场电影加上路上往返时间共有两个多小时，回来自然少不了接受“盘查”，他没有隐瞒，照实说了。这是犯大忌的，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对抗政治学习。班里同学为此专门开会对他进行“帮助”。“帮助”是客气话，实质就是批评教育。这个小故事就可以充分说明项怀诚在当时的“政治队列”中的位置了。当项怀诚回忆这件往事时，对记者说：“你想想，这种境界的孩子能干些什么呢？”言外之意是说，这种思想境界的青年是没有多大出息的。笔者理解项怀诚的这句话是一种谦词，这正是他“大有出息”之处，他认识到学生的责任就是学习知识，储备“能源”，以便将来为社会、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正途，跟着“运动”瞎闹腾不会有好的结果。看看项怀诚大学四年的表现即可证明笔者的判断。项怀诚是个珍惜时间的学生，除了必须参加的劳动、政治学习外，他分秒必争，利用一切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晚自修时间一般没有干扰，他时常加班加点，四年间，他不仅精修了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他还有剩余的精力到历史系听课，并且还选修了数学系的某些课程，这就使他有了完备的知识结构，文学使他的头脑具有充分的想象力，数学使他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史学使他睿智，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
这就是笔者所了解的并乐意向广大读者介绍的项怀诚的深厚的学养。这些“学养”对他今后有什么好处呢？请看项怀诚自己是怎么说的：“我搞财政工作，天天跟数字打交道，悄悄学了的数学是歪打正着。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时候，都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到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改制；从北宋时代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制……这其中既有政治问题，又有经济问题；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人文素养才能加以批判地继承。文科给我们的熏陶更多的不是某些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而是一种无形的素养。就拿我学的中文来说吧，看上去没用，可实际上每天工作中的讲话报告、开会学习、调查研究、分析判断都离不开它。”（项怀诚在山大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项怀诚先生从他的实际感受出发，用朴实的语言，谈了“知识结构全面，学养深厚”的重要性，当他当上财政部长从而取得辉煌的成就，就不难理解了吧？
二、漫长的蓄势
项怀诚踏入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长期的压抑，这里我把他参加工作后的历程介绍一下，读者或许能从中琢磨出一点味道来。
1960年7月山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原因是中科院要搞一个俄汉翻译的机器，选人的标准是懂点俄语（山大的外语课是学俄文），懂点数学，更要懂中文。项怀诚符合这些条件被选中了，他从此进了北京。1962年国家进行整顿，这个项目下马了，这一批研究人员，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都另行安排了工作。而对项怀诚的再分配当时成了一个大难题，组织部门想叫他到外地如云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的大学去教外语。俄语、英语他只懂点皮毛，根本教不了。那时父母都在北京工作，爱人已经怀孕，因此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离开北京，什么工作都可以。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会议（“西楼会议”）,会议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决定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增设一个机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税监管，需要增加人员，就这样，项怀诚进了财政部，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做了一名普通办事员。这时已是1962年岁末，他到处长那里报了到，又领了三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就成了财政部一名正式干部。41年之后，即2003年3月，项怀诚将要从财政部长的位置退下来，面对财政部数百名处级以上干部，回忆这段往事，用轻松而浑厚的语调说：“那是1962年冬天啊，正是困难时期，财政部三斤黄羊肉、半斤花生油就把我‘收买’了。”他的幽默引起一片爽朗的笑声，但这话语中也充满了对往昔岁月的深深眷恋。
项怀诚自称是财政部内部成长起来的干部，但他的步履却走得十分艰难。从1962年冬进财政部分到税务总局监缴利润处当一名科员，一直到1982年6月提升为预算司副科长，整整二十年，漫长的二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这一年项怀诚已经43岁，人到中年了才仅仅提升了一个副科长。接着的是飞升，三个月后，即1982年9月升为综合计划司副处长，不到两年又升为副司长（1984年6月），又过了两年，即1986年6月升为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从副科长到副部长，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人们赞叹：提升的速度与跨度真是不同寻常，也足见财政部领导“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勇气与魄力。有个记者当面赞扬项怀诚：“你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笔者行文至此，心情却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沉重，想到的不是他的提升快，而是压抑得久。项怀诚有大才，就是抑而不用，这原因很简单，“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在部里属于“有争议的人物”。项怀诚自己说：“大家公认我这个人很能干，所有的领导都喜欢我。”“我在部里一直表现很好”，但是就是得不到重用，二十年的办事员，他曾戏称“修炼成精”了。这是一种无奈和自我解嘲。1962年申请入党到1984年才批准。1980年开始提干了，第一批仍然没有项氏的名字，有人替他抱不平：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提拔？他仍然很轻松，对人说：“我也没感到怎么样，年轻嘛。”意思是说我可以等下去。笔者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同学的耐性，二十年的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冷落，不急不躁，不怨天尤人，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东方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不知而不愠。”（孔子语）这是中国古君子的处世哲学，“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现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语）现今的青年人缺乏的正是这种耐性。狂躁不安，缺乏忍耐，有一点成绩，到处张扬；三天得不到重用，就要跳槽。以此种心态处世，怎能成就大事？须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
项怀诚1962年冬进财政部，不到四年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神州大地。这场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破坏且不说，对“人才”来说更是一场劫难。一些青年人不明真相，政治经验不足，跟着运动上蹿下跳，结果葬送了自己的前程。项怀诚不是这样的人，以他的性格绝不会当上蹿下跳的造反派，也不会做悠哉乐哉的逍遥派在那里混日子，因为他是个勤学的人，机关瘫痪，无事可干，这正是他发愤学习的大好时机，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攻读金融、财政方面的书籍，文学、历史也无不涉猎，“不动笔墨不读书”，圈点摘抄，手不释卷，而且很注意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甚至一个商标、一张照片他都不放过。项怀诚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但他却常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的十几箱笔记本就是他勤奋好学的最好的证明。“文革”中，他怕招惹是非，忍痛烧了60多本，现今在他的旧办公室里仍存放着这十几箱笔记本。“文革”期间，他对财政税收业务已烂熟于心，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1969年他到湖北沙洋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2年4月预算司司长点名把他调了回来，成为司长的得力助手。这时李先念名誉上还是财政部长，但基本上已“靠边站”了，管不了多少事，实际上执政的是军管会主任殷承桢，他是个老红军，但不懂业务，每当他出差，点名叫项怀诚跟着，名之曰“拐棍”。“拐棍”者，助手也。项怀诚的作用这个时候已充分显示出来。
二十年，漫长的二十年，是他储备知识的二十年，是他历练的二十年，是他蓄势的二十年。古人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草木生长需要阳光和雨露，雄鹰飞翔需要有万里长空，时机不到，干着急也不顶事。项怀诚在默默地等待时机，他不怕时间长，不怕压抑重，他有足够的耐性，他平心静气地在等待。“扬眉瞬目谓有奇景”，因为他还有十足的信心，夜明珠总有一天要发光的。古人说：“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文革”一结束，他意识到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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